邹海林:论出卖人在破产程序中的取回权——以所有权保留制度为中心
2021年8月28日      ( 正文字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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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语 ]
     《民法典》第641条、第642条和第643条对所有权保留制度进行了重大的完善,如引入动产所有权的登记对抗规则,法定出卖人取回权的行使条件、实现方式以及取回权行使的限制等。这些改动对于出卖人在破产程序中行使取回权会有怎样的影响?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邹海林研究员在《论出卖人在破产程序中的取回权——以所有权保留制度为中心》一文中梳理和分析保留所有权的出卖人之破产取回权性质及其基础,以明确所有权保留制度在破产程序中的理解与适用。
一、出卖人的破产取回权之性质

《民法典》第642条构成破产取回权的请求权基础。出卖人取回权为实体法上的请求权,破产法作为程序法,其所规定的程序规则原则上为当事人的共同行为规则,不便而且不宜规定出卖人在实体法上的权利,更没有必要重述或创设民法典已经规定的出卖人取回权。

破产程序具有排除权利人单独行使民事权利的程序法效力,出卖人仅依照《民法典》第642条难以在破产程序中取回归其所有的买卖标的物。出卖人在破产程序中向管理人主张取回权,为权利人单独行使其权利,不受破产程序的约束,性质上与破产法规定的当事人参加破产程序的权利不同,应当通过破产法来专门规定或创设出卖人取回其财产的程序性权利。在此意义上,破产取回权为破产法规定的出卖人排除破产程序保全归其所有的标的物的异议权。

有必要说明,《民法典》第624条第2款新增取回权的行使可以“参照适用担保物权的实现程序”的规定,不适用于出卖人向管理人主张取回标的物的情形。当出卖人依照《企业破产法》第38条向管理人主张取回保留所有权的标的物时,管理人不予认可的,出卖人应当提起恢复标的物占有的对物诉讼,而不应当以债务人为被告提起行使取回权的诉讼。鉴于实现恢复占有的物上请求权缺乏相应的特别程序,参照适用担保物权的实现程序不失为一种合理的选择。

二、破产取回权的请求权基础

依照所有权保留的制度结构,出卖人取回权仅是法律规定的救济出卖人利益的法定权利,其构成要件由法律规定,而不能简单地依据所有权的效力推导出来。出卖人取回权仅是买卖合同未解除的情形下法律赋予出卖人的一项救济权利。在通常情形下,出卖人仅在符合《民法典》第642条规定的行使条件时,在破产程序中始可对管理人主张破产取回权。但是,出卖人的破产取回权之请求权基础,事实上并不限于《民法典》第642条。

出卖人取回权的性质为所有人的恢复占有请求权,该权利作为物上请求权,以占有人无权占有为条件,《民法典》第642条第1款规定出卖人取回权的行使条件,实际是对买受人已经构成无权占有的规定,在私法效果上与《民法典》第634条规定的买卖合同的解除并无不同。出卖人解除买卖合同的目的是要消灭买卖合同的约束力,但其行使取回权的目的是恢复对标的物的占有;出卖人是否解除买卖合同,不影响其依照《民法典》第642条的规定取回买卖标的物。若买卖合同因符合《民法典》第634条规定的条件而被出卖人解除,买受人破产时,管理人占有和使用标的物的法律上的原因消灭,出卖人无须依照《民法典》第642条的规定,可以《民法典》第235条为请求权基础,向管理人主张破产取回权。

三、不动产买卖的出卖人之取回权

《民法典》第641条未规定不动产买卖合同不得约定所有权保留,不宜对所有权保留的适用场景作出限制性的解释。在制度结构上,不动产买卖合同当事人约定所有权保留的,与物权变动的法定主义并不冲突,且不动产物权变动的登记生效主义以及不动产物权变动的预告登记制度,均非排除不动产买卖合同约定所有权保留的正当性理。在法解释上,不动产买卖合同不得约定所有权保留,或者所有权保留的约定不生效力,应当有法律的明文规定或者其他相当充分的正当性理由。在我国,若当事人在不动产买卖合同中约定所有权保留的,法院若裁判该所有权保留条款不生效力或者无效,应当有明确的法律依据。否则,应准许出卖人按照《民法典》第642条的规定取回在建工程项目。若买受人进入破产程序,出卖人可以向管理人主张破产取回权以恢复其对在建工程项目的占有。

四、出卖人行使取回权的限制

(一)出卖人保留的所有权未经登记的

出卖人保留的所有权,若要具有对抗善意第三人的效力,应当进行登记。登记使得出卖人对标的物的物权具有公信力。此外,登记的法律意义在于公示出卖人对标的物的所有权,防止买受人对标的物进行无权处分,以有效保护后续交易的安全,有效维护出卖人对标的物的所有权安全利益。若出卖人保留的所有权未经登记发生在或持续至买受人破产时,出卖人向管理人主张破产取回权的,管理人应当对出卖人恢复标的物占有的请求不予认可。

(二)管理人要求继续履行买卖合同的

在实体法上,出卖人行使取回权,不产生解除买卖合同的效力。在买卖合同未解除的情形下,买受人要求继续履行合同的,出卖人不得取回标的物的占有。买受人破产的,管理人决定继续履行保留所有权买卖合同,买卖合同约定的支付价款或者其他给付义务的履行期限在人民法院受理破产案件时视为已到期,管理人应当及时向出卖人支付价款或履行其他义务。再者,《民法典》第643条特别规定买受人有回赎权,在合同约定或者出卖人指定的回赎期间内,或者在合理期间内,管理人已经采取措施消除出卖人取回标的物的事由,可以主张回赎标的物。

(三)买受人已付价款债权达75%以上的

《民法典》对买受人已付价款债权达75%以上的情形未作限制出卖人行使取回权的规定。在买卖合同尚未解除的情形下,出卖人行使取回权有损于买受人对标的物的占有和使用利益,若买受人并未构成根本违约,出卖人不得取回标的物以剥夺买受人的占有和使用利益;出卖人的取回权只是保全其所有权的方法,不是担保其价款债权的方法,仅因买受人迟延给付部分价款而主张取回标的物,致使买受人占有和使用标的物的利益受损,不公平;当买受人已付价款占标的物总价款75%以上时,表明买受人已经履行主要价款给付义务,出卖人采用取回标的物的过激方法寻求救济而不受约束,具有权利滥用之嫌。

五、担保功能主义的解释与出卖人的破产取回权

如果所有权保留被“功能化”为担保权,出卖人在破产程序中的取回权基础丧失,其只能向管理人主张别除权,而不得主张《企业破产法》第38条规定的破产取回权。将所有权保留交易功能化为动产担保交易之后,所有权保留交易自可类推适用《民法典》第416条的规定。但实际上所有权保留与价款债权抵押权仍然存在较大差别,特别是所有权保留并不产生出卖人就标的物的变价金“优先受偿”的物权效力。

《民法典》在整合具有担保功能的相关制度时,立法论上的观念错位相当明显,以致立法技术上不能合理构造“物债二分”的体例结构,将不应当交由物权制度处理的债权制度纳入物权制度,为相关制度的解释和适用混乱提供了空间。这里最为明显的就是《民法典》第388条第1款的规定。再者,《民法典》第641条与第416条的规定,在担保价款优先受偿上,两者之间存在功能重叠。最后,源于美国法上的担保功能主义,在我国民法上既没有实践基础,亦缺乏规范文本的依据;以担保功能主义解释所有权保留,更与《民法典》所倡导的物权法定主义直接冲突。因此,除非法律已有明文规定,出卖人保留的所有权不具有功能化为“担保权”的条件,不得准用《民法典》有关担保物权的规定。在所有权保留的情形下,买受人破产的,出卖人向管理人主张破产取回权的请求权基础仍旧为《民法典》第641条及其相关条文,破产取回权的行使不因担保功能主义的解释而受到影响。在此情形下,若出卖人以其保留的所有权主张动产抵押权(价款债权抵押权)的优先受偿利益(别除权),因该主张不符合担保物权法定主义的要求,管理人不应当予以认可。

六、结语

出卖人的破产取回权以《企业破产法》第38条为依据,而出卖人取回权以《民法典》第642条为依据,前者为出卖人在破产程序中的异议权,后者则为前者的请求权基础。出卖人取回权为实体法上的请求权,其构成要件已由《民法典》第642条规定。作为破产取回权的请求权基础者,并不限于《民法典》第642条,甚至还可以包括《民法典》第235条。《民法典》对出卖人取回权的回复占有的物权效力附加限制的,其限制同样适用于出卖人的破产取回权。以担保功能主义解释《民法典》第641条,对出卖人的破产取回权不应产生实质性的影响。



(本文文字编辑梁茜。本文未经原文作者审核。本文为中国民商法律网“原创标识”作品。凡未在“中国民商法律网”微信公众号正式发布的文章,一律不得转载。)



文献链接:《论出卖人在破产程序中的取回权——以所有权保留制度为中心》

[ 参考文献 ]

本文选编自邹海林:《论出卖人在破产程序中的取回权——以所有权保留制度为中心》,载《上海政法学院学报》2021年第4期。本文未经原文作者审核。
【作者简介】邹海林,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民商法律网授权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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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朱培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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