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颖:法定代表人越权行为的效力与责任承担
2021年10月6日      ( 正文字号: )
文章标签:民法典   法定代表人   代表权限制
[ 导语 ]
      法定代表人越权行为的效力问题,始终是立法、司法和学界最具争议的核心问题之一。立法上经历了几次反复,而司法实践中同案不同判的现象也屡见不鲜。《民法典》第61条第2款规定,法人应当承担法定代表人以法人名义从事民事活动的法律后果,据此,法定代表人以法人名义所实施的法律行为皆对法人发生效力;而第61条第3款又规定法定代表人权限的限制不得对抗 “善意相对人”,这意味着代表权范围的限制可以对抗非为善意的相对人。应如何理解和化解这两款规定之间的逻辑矛盾?如何准确认定法定代表人越权行为的效力?对此,中国政法大学比较法学研究院迟颖副教授在《法定代表人越权行为的效力与责任承担——〈民法典〉第61条第2、3款解释论》一文中作了深入的探讨和分析,为实践中正确适用上述条款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
一、法定代表权之 “代理” 属性

(一)代表说与代理说之辨

民法理论上关于法定代表权的性质存在两种学说,即代表说和代理说。我国学界通说因采纳法人实在说中的组织体说而支持“代表说”。然而,在解决法定代表人越权行为效力的问题上,学界对“实在说”和 “代表说”提出种种质疑,不少学者认为此种学说无法很好地解决法定代表人越权和滥用代表权的问题,不利于法人利益之保护。这种观点值得赞同。

(二)法定代表与代理的关系

从权利来源上看,与法定代理权一样,法定代表权亦源于法律的规定(《民法典》第61条第1款);从构成要件上看,依照《民法典》第61条第2款的规定,法定代表人需以法人名义实施法律行为,这与代理人需以被代理人名义实施法律行为的要件相同;从法律效果归属上看,法定代表人所实施的法律行为归属于法人,与代理人所实施的法律行为归属于被代理人的制度设计并无本质区别。综上,法定代表制度与代理并无本质区别,代理理论可以被用于判定法定代表人以法人名义实施的法律行为的效力。

二、法定代表人越权行为效力认定的法理基础

(一)表见代理理论作为法理基础

越权代表与表见代理并不相同。首先,表见代理是权利外观理论在代理法中的适用,旨在保护相对人的信赖,其在代理法中的适用基础即已遭到质疑。其次,表见代理属于无权代理,举证责任在相对人;而按照 《民法典》第61条第3款的规定,法定代表人的越权行为原则上有效,除非法人能够举证相对人非为善意,举证责任在法人。最后,从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来看,表见代理维护交易安全的强度远不及《民法典》第61条第3款。

 

(二)代理授权无因性原则与禁止代理权滥用原则作为法理基础

无因性原则是指代理授权行为独立于基础法律关系且代理权的存续和范围不受基础法律关系效力和范围的影响。这一原则的弊端在于恶意相对人会受到同样保护。为克服其局限性,德国司法实践以禁止代理权滥用制度对无因性原则予以限制,当代理人的代理行为构成代理权滥用时,被代理人可否认代理行为的效力。无因性原则尽管尚未被我国立法所采纳,但近年来已有越来越的学者主张采纳这一原则,实践中亦出现依据这一原则裁判的案例。

无因性原则对法定代表制度的适用性以法定代表权与法定代表人业务执行权之间的区分为前提和基础。比较法上,这种区分有助于维护交易安全,值得我国借鉴。我国法亦应对法定代表权和业务执行权予以严格区分,法定代表人业务执行权的限制原则上不得对抗相对人。

《民法典》第61条第3款规定,法人章程或法人权力机构对法定代表权的限制原则上不影响法定代表人以法人名义实施的法律行为的效力,该规定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无因性原则。同时,该条款关于法人章程或者法人权力机构对法定代表人代表权的限制不得对抗善意相对人的规定,从法律效果上类似于禁止代理权滥用适用的法律后果,即相对人非为善意的,法人可以否定法定代表人违反法人章程或法人权利机构对法定代表人限制所实施法律行为的效力。

三、法定代表人超越代表权限制之代表行为的效力与法律责任

(一)法定代表人超越代表权限制之代表行为的效力

1.违反法定代表权之法定限制越权担保行为的效力

《公司法》第16条属于对法定代表权的法定限制,因此,不论相对人是否知道或应当知道该规定,法定代表人都没有代表公司为他人提供担保的代表权,除非经公司特别授权。对于法定代表人越权担保行为的效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有关担保制度的解释》第7条规定,相对人善意的,担保合同对公司发生效力;相对人非善意的,担保合同对公司不发生效力,这一规定值得赞同。所谓善意,该条第3款规定,是指相对人在订立担保合同时不知道且不应当知道法定代表人超越权限。相对人有证据证明已对公司决议进行了合理审查,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构成善意,但是公司有证据证明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决议系伪造、变造的除外。

在相对人非为善意的情形,法定代表人的越权担保合同应当认定为无效而非效力待定。原因就在于,在《公司法》第16条已经明确规定法定代表人对外担保需要获得公司决议特别授权的情况下,相对人未能履行审查义务,未能确认相关公司决议的存在,即未对法定代表人是否拥有对外担保的权限予以确认而订立担保合同的,属于相对人自甘冒险的行为,法律没有必要对其予以特殊保护,越权担保行为构成无权代表。

 

2.违反代表权意定限制之代表行为的效力

从《民法典》第61条第2款、第3款的规定及我国学界通说观点来看,法人实际上很难有效对法定代表人的权限进行限制。这一制度设计虽然有利于维护交易安全,但有违法人自治原则,势必导致相对人利益和法人利益的失衡。在无法废除或彻底改革法定代表人制度的情况下,为克服法定代表人制度的弊端,维护法人的意思自治,应当允许法人按照自己的意志限制法定代表权。

为实现代表权的意定限制,首先需要对《民法典》第61条第2款进行限缩解释,将其限定在“法定代表人以法人名义在代表权限内实施的法律行为对法人生效”,从而使法定代表权可以受到意定限制。其次,应当通过排除《民法典》第61条第3款的适用使代表权的意定限制具有对抗善意相对人的效力。最后,鉴于商事交易对安全和效率的要求,法定代表权的意定限制必须进行登记才能对抗相对人。

法定代表人超越代表权意定限制实施的法律行为构成无权代理的,经法人追认而生效,法人应当履行。越权行为无效的,法人无需承担任何责任,应由法定代表人依据《民法典》第171条第3款的规定向相对人承担无权代理责任。

 

(二)法定代表人超越法定代表权限制之代表行为的法律责任

对于超越代表权法定限制的越权担保行为,越权担保合同有效时,公司应当承担相应的担保责任;公司承担担保责任后,有权要求法定代表人赔偿。越权担保合同无效时,公司无需赔偿非善意相对人的损失。对于超越代表权意定限制的代表行为,越权行为有效时,法人应当履行,不涉及外部责任,仅涉及法定代表人相对于法人承担的内部责任;越权行为无效的,法人无需承担任何责任,应由法定代表人向相对人承担无权代理责任。

四、法定代表人违反业务执行权或超越法人经营范围之代表行为的效力与法律责任

(一)《民法典》第61条第3款的限缩解释

对于《民法典》第61条第3款,应以无因性原则和禁止代理权滥用原则从两个层面进行限缩解释。一是将 “权限限制”限定为“法人内部业务执行权限制”,而非法定代表权的限制。法人通过内部决议对法定代表人业务执行权的限制,不属于对法定代表权本身的限制,不具有公信力,不产生外部效力。二是将除外条款限定在越权行为构成禁止代理权滥用的情形。该条款中“善意相对人”的表述,不当地限缩了法定表人逾越业务执行权所实施法律行为有效的范围,应当以“代表权滥用”与“恶意串通”作为评判指标,最大限度地限缩越权代表行为否定性效力评价的空间。

 

(二)第61条第3款的类推适用——法定代表人超越法人经营范围之代表行为

根据《民法典》第505条和第504条的规定,法定代表人超越经营范围订立合同的,除相对人知道或应当知道其超越权限外,该越权行为对法人生效。据此,法定代表人超越法人经营范围之代表行为原则上有效,法人不能仅以该行为超越经营范围而否定其效力。学界通说认为我国法采纳的是“代表权限制说”。这种学说认为,对法人经营范围的限制属于对代表权限制的一种。但这种学说存在以下缺陷:一是它适用表见代理规则来解释法人经营范围外行为有效的作法不足取;二是认为法人之经营范围仅为对法定代表人代表权的限制,而非对法人本身的限制,无异于认定法人有权实施经营范围外之一切行为。

与“代表权限制说”相比,无因性原则和禁止代理权滥用原则更有利于维护交易安全。根据该原则,逾越法人经营范围的法定代表行为原则上有效,仅在构成禁止代理权滥用的情形中效力待定。因此,前述以无因性原则和禁止代理权滥用原则为基础受到限缩解释的《民法典》第61条第3款,可以被类推适用于判断法定代表人超越法人经营范围所实施的法律行为的效力。

 

(三)违反业务执行权或逾越法人经营范围之代表行为的法律效力与法律责任

在坚持以无因性原则为主、以禁止代理权滥用原则为辅的框架下,逾越法定代表人业务执行权限制或超越法人经营范围实施的法律行为原则上有效,仅在符合适用前提非常严格的禁止代理权滥用的例外情形中效力待定。

代表行为有效时,相对人未遭受任何损失,因此并不涉及外部责任。对于内部责任,《民法典》未作明确规定,法定代表人应当依据《民法典》第929条第2款的规定赔偿法人的损失。代表行为构成禁止代理权滥用且法人未予追认的,原则上可以类推适用 《民法典》第171条关于无权代理的规定。但以保护善意相对人为立法目的的《民法典》第171条第3款不能被类推适用于禁止代理权滥用情形中的相对人。

五、结论

法定代表人以法人名义实施的法律行为从构成要件和法律效果归属上来看,与代理并无本质区别。本文以代理法中无因性原则和禁止代理权滥用原则对 《民法典》第61条第3款和第2款进行限缩解释,使二者之间的逻辑矛盾得以排除,同时为法定代表人越权行为的效力判断提供了理论依据。法定代表人越权行为的效力,因对法定代表权的限制属法定限制或意定限制而有不同。法定代表人超越法定限制的,越权担保合同无效;法定代表人超越代理权意定限制的,无权代表行为效力待定。法定代表人越权行为的责任承担亦因所超越权限的类型不同和越权行为的效力不同而有所不同。

 

(本文文字编辑张静远。本文未经原文作者审核。本文为中国民商法律网“原创标识”作品。凡未在“中国民商法律网”微信公众号正式发布的文章,一律不得转载。)

 

 

文献链接:《法定代表人越权行为的效力与责任承担》

[ 参考文献 ]

本文选编自迟颖:《法定代表人越权行为的效力与责任承担》,载《清华法学》2021年第4期。
【作者简介】迟颖,中国政法大学比较法学研究院中德法学研究所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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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张静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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