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家豪:履行迟延的合同解除规则释论
2021年10月12日      ( 正文字号: )
文章标签:民法典   履行迟延   合同解除
[ 导语 ]
     作为《民法典》第563条第1款第3项、第4项前身的《合同法》第94条第1款第3项、第4项,前者坚持了大陆民法相关规定,后者则与CISG规定相近,混合继受不同法系相互矛盾之规则,为合同一般法定解除权学说的解释分歧埋下了伏笔。司法裁判也尚未能厘清第3项与第4项的适用关系。与两者的适用关系问题相伴而生的是如下两个问题:第一,如何理解履行迟延规则上的“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第二,如何理解第563条第1款第3项所谓“主要债务”?对此,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陆家豪博士研究生在《履行迟延的合同解除规则释论》一文中,通过梳理学说与裁判争议,并结合域外法发展,尝试使《民法典》第563条第3项与第4项各司其职并消弭对其评价之矛盾。
一、“主要债务”之解释论

(一)传统理论视角下“债法上之义务群”的解释争议

全国人大法工委认为,所谓主要债务,应当依照合同的个案进行判断。一般而言,影响合同目的实现的债务,即为主要债务。但仅以“是否影响合同目的实现”为主要债务的认定标准,尚不足以将《民法典》第563条第1款第3项与第4项在解释上区别开来。就主要债务的理解,结合域外法上经验,引入债法上之义务群是较为通行且具有可操作性的解释方案。

(二)合同解除法上的“义务群”重构——“主要债务”的目的性扩张解释

德国债法现代化后,即使是从给付义务,只要符合《德国民法典》第323条之构成要件,相对方也可行使解除权,这一变化,使得主给付义务和从给付义务的区分不再如债法现代化前一般举足轻重。因此,在合同解除规则上,附随义务的区分和从给付义务的区分不再具有实际意义。

第一,从从给付义务和附随义务的词源来看,两者词源均为“Nebenpflicht”,“Neben”在德文中本身即有从属、附随之义,从属、附随的语义区别无论是按照德语概念还是按照中文概念均难以清晰界分。史尚宽先生著作中也未对两者的中文语词作刻意界分。

第二,附随义务和从给付义务本身的区分标准本身即有问题。以“单独诉请履行说”为判断附随义务与从给付义务的区分标准,遵循的是从结果倒推区分的逻辑进路,且与我国理论与实践也不相符。

第三,我国司法实践中,从给付义务与附随义务边界模糊不清。对于同样情形的案件中,有的法院认为对主给付义务起到辅助作用的义务为附随义务,有的法院则认为对主给付义务起到辅助作用的义务为从给付义务,孰对孰错并不清楚。

第四,比较法上,随着现代工商业社会的迅猛发展,基于诚实信用原则衍生出的附随义务均被赋予了更高的保护期待,出现了“附随义务给付义务化”的趋势,仅以“附随义务不得单独诉请”驳回当事人诉讼请求欠缺科学性与正当性。

第五,在履行迟延程度达到需解除合同的场合,从给付义务何时可纳入《民法典》第563条第1款第3项所谓“主要债务”范围,众多学者语焉不详。

在合同解除法上,从给付义务和附随义务的区分更无存在必要。原因在于,就主给付义务的履行迟延,当事人只需完成《民法典》第563条第1款第3项的程序即可直接解除合同。在合同解除规则的解释论上,应采广义附随义务观念,不区分狭义附随义务与从给付义务。广义附随义务履行迟延,需该履行迟延是不符合合同目的的,方可解除合同。

由于附随义务显然不在《民法典》第563条第1款第3项所谓“主要债务”语义射程范围内,此时需对“主要债务”进行目的性扩张,在解释上应认为债务人迟延履行广义附随义务不符合合同目的的,属于《民法典》第563条第3款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的范畴。


表 1 合同解除上规则义务群

二、“合同目的不能实现”之解释

(一)“重大损害+可预见性”规则解释方案的引入与可预见性判断时点

司法实践主流观点认为,需结合个案理解《民法典》第563条第1款第4项所谓“合同目的不能实现”,并结合案情进行通盘考量。所谓合同目的实现,和国际通行的根本违约制度一致。CISG第25条明文规定了根本违约。债法现代化后的《德国民法典》第323条也引入了重大义务违反制度。《国际商事合同通则》第7.3.1条第2款a项,《欧洲合同法原则》第8.103条b项均有类似规定。

《民法典》第563条第1款第4项参考了CISG第25条根本违约的规范模式。但CISG第25条规定的根本违约制度受到可预见性规则的制约,而我国并未配套相应限制性规定。在根本违约事由是当事人根本无法预见或者同类之理性人难以预见的,仍然赋予债权人合同解除权,在结果上有失公平。对此,需对《民法典》第563条第1款第4项进行目的性限缩,通过类推适用《民法典》第584条但书关于违约损害赔偿的可预见性规则,以限缩迟延履行下根本违约的适用范围。需注意,可预见性仅与合同违反的后果有关,合同违反的重大性只有在一个理性的法律参与者置于相同情况下也难以预见此种后果时才会被否定。债务人不可预见或不可认识到的判断时点,应以合同订立时为准。

(二)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之举证责任

如单个债的重要性已在合同中明确约定且无争议,则此时无需再去追究当事人或理性人在同等位置会如何主张。在对债权人合同项下利益何者为重要或者合同约定之履行方式存有争议的,主张根本违约者必须证明这种严重性可归因于债务人违约。如果主张相同交易领域之理性人同样不可预见,则须专家或证人提供证据加以证明

总之,就我国法合同目的不能实现之判断,以公式来表明,即“重大违约(需结合个案判断)+并非债务人订约时不可预见或不可认识(当事人主观标准+理性人标准)=合同目的不能实现”。举证责任原则上由主张根本违约之一方当事人负担,但在如合同已明定给付日期等无争议之重要事项之场合,当事人无需负担举证责任。

(三)可归责性

从文义上看,《民法典》第563条第1款第4项并未明文规定该项解除权是否需要债务人的可归责性。但在此处应采用消极说解释该条为妥,即无须考虑债务人的可归责性。域外法上,无论是德国、日本、瑞士,还是英美法以及国际统一合同法文件,均对该问题逐步形成共识:法定合同之解除不再以债务人之可归责性为必要。

回归到本土语境下讨论这一问题。纵览《民法典》合同编,在迎合国际趋势的“救济进路”的体系安排之下,债务不履行之形态原则上已经被统一化,在《民法典》第577条上用“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来表述。在归责原则上,《民法典》第577条、第590条采用“严格责任+不可抗力免责”的模式。在解除权上,《民法典》第563条第1款第3项、第4项以“迟延+催告”和“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为其主要成立条件。是故,不仅是履行迟延中的合同解除不以债务人可归责性为构成要件,而且我国合同法定解除制度整体均不以债务人之可归责性为构成要件。

三、《民法典》第563条第1款第3项、第4项之适用范围

《民法典》第563条第1款第3项、第4项的规定的规范模式在域外法上均有例可循。即《德国民法典》第323条第1款、第2款规定。在解释上,无论是德国学者还是我国台湾地区学者,均认为,需催告之迟延给付之合同解除,适用未约定给付期限之非定期行为,而在定期行为场合,无需催告即可直接解除合同。定期行为又可分为绝对定期行为和相对定期行为。后者的成立不仅要求有履行期日严守,还须结合合同目的进行判断。

对《民法典》第563条第1款第3项、第4项的规定,在我国法上,可采取定期行为与非定期行为的类型化方案处理,如下图所示。


表 2 我国法上履行迟延的合同解除

总体而言,区分绝对定期行为和相对定期行为实益相较定期行为与非定期行为为小,因为只要界定为迟延履行行为为定期行为,即落入《民法典》第563条第1款第4项之评价范围,在解释论上无必要再徒增概念负累。而 《民法典》第563条第1款第3项之履行迟延行为之违约严重程度,并不轻于 《民法典》第563条第1款第4项之合同目的不能实现之情形,两者真正差别仅是行为类型之区别,而非如最高院所认为之违约严重程度之差别。

四、结论

主给付义务的履行迟延,符合《民法典》第563条第1款第3项、第4项构成要件,当事人即可直接解除合同。迟延履行主给付义务或迟延履行广义附随义务(从给付义务+狭义附随义务)不符合合同目的的,均可构成《民法典》第563条第1款第3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应目的性限缩《民法典》第563条第1款第4项,并类推适用可预见性规则。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举证责任原则上由主张根本违约之一方当事人负担,但在如合同已明定给付日期等无争议之重要事项之场合,当事人无需负担举证责任。履行迟延合同解除权的发生不以可归责性为必要。《民法典》第563条第1款第3项适用于非定期行为,同款第4项适用于定期行为。关于相对的定期行为之成立,除有“履行期日严守”要件之外,还须结合合同目的予以判断。



(本文文字编辑林颖。本文未经原文作者审核。本文为中国民商法律网“原创标识”作品。凡未在“中国民商法律网”微信公众号正式发布的文章,一律不得转载。)



文献链接:《履行迟延的合同解除规则释论》

[ 参考文献 ]

本文选编自陆家豪:《履行迟延的合同解除规则释论》,载《政治与法律》2021年第3期。
【作者简介】陆家豪,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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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林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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