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卫星:论个人信息权的构建及其体系化
2021年10月26日      ( 正文字号: )
文章标签:个人信息权   人格权   个人数据
[ 导语 ]
      近年来,人类开始迈入信息社会,在信息技术不断推动法律变革的同时,也需要法律为信息社会和数字经济的发展构建制度框架。然而,对于个人信息的法律性质以及相应的权利制度体系设计,尚未形成统一认识。对此,清华大学法学院申卫星教授通过《论个人信息权的构建及其体系化》一文,拟从个人信息赋权的路径入手,结合我国民法典和个人信息保护法的规定,并参考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等域外立法例,构建个人信息权的完整体系。
一、个人信息的法律属性及其定位

关于个人信息的法律属性以及立法应赋予其何种法律地位,迄今尚无定论。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和《个人信息保护法》相继出台,但关于个人信息的定性仍然模糊。围绕对个人信息应否赋权,始终存在否定说和肯定说之争。否定说认为个人信息赋权会阻碍信息共享的本质,认为个人信息具有公共性,任何人均可使用。肯定说主张个人信息的“权利保护模式”优于“法益保护模式”,立法应当将个人信息权作为一种新类型的具体人格权加以规定。总体而言,个人信息赋权不仅有利于个人信息的保护,而且利于信息的利用。

理论界基本认同个人信息权利具有人格权属性,但其是否具有财产权属性却有较大的分歧。对该问题的回答,完全取决于如何看待信息和数据的关系,二者乃一体两面,是内容与形式的关系,信息是内容、知识,其功用在于解决不确定性;而数据是形式,是表现信息的载体。目前,立法中对信息和数据进行了区别立法,信息是人格权的客体,而数据则是作为财产权的客体。

此外,将个人信息的知情权、决定权、查阅权、复制权、更正权、删除权等作为个人信息权的权能,便可构建一套完整的个人信息权利体系。

二、个人信息权的知情决定权能

个人信息的知情决定权是个人信息权最为核心和最为基础的权能。知情同意有两个方面的要求:一是知情,二是在真正知情前提下的“同意”。所谓知情权,是指信息处理者在收集个人信息时应告知信息处理者的基本信息、处理目的、储存时间等内容。我国民法典没有明确使用“知情权”、“有权知悉”等术语,但是第1035条对处理个人信息的规定可以被认为是知情权的体现。另外,《个人信息保护法》明确了“信息主体的知情权”。可以说,随着《个人信息保护法》的颁布和实施,我国建立了完整的个人信息保护知情同意制度。

三、个人信息权的获取权能

信息获取权是最早出现在各主要国家成文法中的权利之一。在高度技术化的当下,个人信息一旦被收集就脱离了本人的直接控制,信息主体往往无法掌握信息处理的实时情况,对于信息处理是否违背其意愿也就不得而知了。个人信息获取权的内容主要包括四个方面:(1)确认个人信息是否被处理。(2)知晓数据处理的相关信息。(3)获取被处理的个人信息。(4)信息主体可获得的权利救济。

个人信息获取权在我国语境中表述为查阅权、复制权,即自然人有权从数据的控制者处,在合理的时间内不受限制地了解其个人信息被处理的相关内容。《民法典》第1035条第1款第1句规定“自然人可以依法向信息处理者查阅或者复制其个人信息”。查阅复制权在个人信息保护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因为只有对个人信息及处理情况有充分了解后,才可能进一步判断信息处理活动是否符合信息主体的预期,也才能进一步决定是否有必要进行更正、删除。

为了更好地实现个人信息权利的保障,应对查阅复制权的对象“个人信息”作扩大解释。值得注意的是,《个人信息保护法》还确立了可携带权,其目标更多聚焦于提升互操作性以化解数据垄断问题。不过,由于涉及各方主体之间的利益平衡,该权利的具体内容还有待国家网信部门作进一步的澄清与细化。

四、个人信息权的异议更正权能

赋予信息主体异议更正权能是国际上的通行做法,这也是个人信息权得以实现的关键要素。个人信息的异议权,是指对信息处理者所掌握的不正确、不全面的信息,有权提出异议,并要求更正。个人信息的更正权,是指信息主体有权请求信息处理主体对不正确、不全面的个人信息进行改正与补充的权利。一般认为,异议更正权的内容包括三个方面:错误信息的更正、遗漏信息的补充和过时信息的更新。

我国民法典对更正权的规定是第1037条第1款后半句,即“(自然人)发现信息有错误的,有权提出异议并请求及时采取更正等必要措施”,《个人信息保护法》将《民法典》中的“错误信息”进一步细化,从内容来看,更正权不仅指对错误信息的更正,也包括对缺失信息的补充;从行使权利的角度看,更正权以查阅权为基础;从信息主体的角度,一旦信息在查阅个人信息中发现记载的信息有误,信息主体有权提出异议并请求及时采取更正等必要措施;从信息处理者的角度,其应当对提出更正、补充的个人信息予以核实,并及时更正、补充。

五、个人信息权的拒绝权能

个人信息权之拒绝权能最为典型的立法例是《通用数据保护条例》。该法不仅规定可通过对数据处理同意的撤销而拒绝数据处理,还规定当数据控制者基于某些法定理由合法地进行数据处理,但信息主体却根据某些特定情况要求数据控制者停止使用其个人信息的时,其可行使该权利。因此,拒绝权并非数据处理“同意”制度的表现形式之一,而是信息主体独立于“同意”制度之外的新权能。

(一)拒绝权的行使条件

与《个人数据保护指令》相比,《通用数据保护条例》对信息主体可行使拒绝权的条件作出了较为宽泛和模糊的规定,即信息主体根据自己的特定情况行使拒绝权。主要考虑到信息主体的个人信息权利高于数据控制者的经济利益和相应的社会公共利益。

(二)拒绝权的适用范围

《通用数据保护条例》规定,当数据控制者是基于如下两种情况时,信息主体应当有权随时反对:1.数据控制者为了公共利益或基于官方权威履行某项任务而进行的处理任务;2.处理对于控制者或第三方所追求的正当利益是必要的,这不包括需要通过个人信息保护以实现信息主体的优先性利益或基本权利与自由,特别是儿童的优先性利益或基本权利与自由。此外,信息主体因其他情形也可行使拒绝权。因此,拒绝权实际上为信息主体提供了强势的选择退出的权利。

(三)拒绝权的法律效果

拒绝权的法律效果因数据处理的目的不同而有所不同。根据《通用数据保护条例》的规定,一般情况下数据处理者对信息主体的拒绝权有特殊情况下的豁免权,但如果数据控制者因直接营销的目的进行数据处理,数据控制者则没有任何豁免。

我国民法典“隐私权与个人信息保护”一章没有个人信息拒绝权的专门规定,但是第1036条规定了处理个人信息的免责事由的例外,可以视为拒绝权能的一种效果。更重要的是,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第44条可以理解为拒绝权:“个人对其个人信息的处理享有知情权、决定权,有权限制或拒绝他人对其个人信息进行处理;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其中“限制或拒绝他人对个人信息进行处理”就是拒绝权权能的体现,旨在取得信息主体的信息权利和其他人处理其信息的合法权利之间的平衡。

六、个人信息权的删除权能

个人信息的删除权,是指个人信息的处理违反法律规定,超过了当事人约定的范围,或权利人认为信息处理行为继续下去会有损本人的利益时,信息主体要求信息处理者及时停止对个人信息的处理并删除相关个人信息的权利。在欧盟,这一权利被称为“被遗忘权”。《通用数据保护条例》的被遗忘权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删除权的适用条件

《通用数据保护条例》规定了在某些情形下,信息主体有权要求控制者擦除关于其个人信息之存储记录的权利,如个人信息对于实现其被收集或处理的相关目的不再必要、已经存在非法的个人信息处理、为了履行欧盟或成员国法律为控制者所设定的法律责任,个人信息需要被擦除等。

(二)删除权适用的法律效果

根据《通用数据保护条例》的规定,信息主体实施被遗忘权可能产生两种法律效果:一是当出现特定情形时,信息主体可以要求数据控制者删除与其有关的个人信息;二是当出现规定的特殊情况时,即使数据控制者无需删除信息主体的个人信息,信息主体仍可以要求数据控制者限制对其个人信息的处理。此外,《通用数据保护条例》还专门规定了被遗忘权的通知责任。

与欧盟相比,其他国家的删除权无论从适用条件还是适用效果上均较为简单。我国民法典规定的是“个人信息的删除权”,与欧盟的“被遗忘权”存在区别。《个人信息保护法》在《民法典》的基础上对删除权作出了更为具体的规定,扩张了适用情形,同时增加了删除权的兜底条款,进一步扩大了删除权的适用空间。其背后的原因在于个人信息处理行为关涉信息主体的人格利益,应更加重视。

七、结论

回顾个人信息保护立法的进程,我国已然构建了一套以个人信息权为核心的个人信息保护法律制度。个人信息权已经形成以个人信息的知情同意权能、获取权能、异议更正权能、拒绝权能、删除权能等核心权能的权利体系。同时,结合《个人信息保护法》第57条以及第69条的规定,个人信息权已经成为一个集积极权能与消极权能于一体的完整权利。


(本文文字编辑史晨阳。本文未经原文作者审核。本文为中国民商法律网“原创标识”作品。凡未在“中国民商法律网”微信公众号正式发布的文章,一律不得转载。)


文献链接:《论个人信息权的构建及其体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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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李慧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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