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睿:保理合同中债权让与的公示对抗问题
2021年11月26日      ( 正文字号: )
文章标签:保理合同   债权让与   公示对抗
[ 导语 ]
    《民法典》第768条确立了有关保理合同下应收账款多重让与的相关规则,其与传统的债权多重让与的“先来后到”规则存在显著差异。该条作为新规定,在理论基础、具体阐释、权利顺位和规则体系方面存在诸多问题需要解答。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蔡睿博士在《保理合同中债权让与的公示对抗问题》一文中,围绕以上问题提出若干见解,以期对《民法典》第768条作出体系化解释。
一、债权让与下公示对抗的理论构造

依《民法典》第768条规定,即便在先订立合同的保理人基于让与合意已取得了应收账款债权,但只要后来的保理人先进行公示,就可以“后来居上”最终取得应收账款债权。此即一种典型的公示对抗主义规则。按照我国主流学说的理解所谓未经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系指在先物权受让人虽已取得物权,但由于其未经公示给第三人留下了物权仍由原权利人享有的外观,善意第三人基于此种信赖可以从无权利人处取得物权。但债权通常并不具备占有的外观,债权让与对抗力的来源应是公示手段之有无

对于债权何以能被有效让与多次,需要在理论上进一步说明。首先,债权作为请求权,通常仅具有相对效力,一个没有经过任何公示的债权让与,仅在让与人与受让人之间发生效力,对其他权利竞争者不能产生对抗效力。此外,债权和物权的效力并非一成不变,而是系于公示手段之有无这一现实的制度安排。一个未经公示的物权纵使有“物权”之名,例如动产抵押权,也不能产生对抗效力。相反,一个经过公示的债权却可能产生对抗效力,此即“公示之所及,效力之所在”的道理。因此,债权让与的过程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如“沙漏”般呈现出流动性,其随着公示手段的完善而使受让人逐步取得完整的债权,此即债权多重让与下公示对抗的理论构造。

二、保理人之间的对抗问题

(一)对抗规则的适用前提以及发生对抗关系的保理合同类型

768条适用的前提在于数个保理人之间的权利竞争关系,或基于“同一应收账款”发生权利竞争,或基于超过的额度内发生竞争。在我国保理业务实践中,以融资型保理为代表分为有追索权保理和无追索权保理。无追索权保理人终局性地获得了应收账款债权的“所有权”,故数个无追索权保理人间基于“同一应收账款”发生权利竞争,当然属于第768条的适用范围。有追索权的保理的法律构造素有争论。有追索权中债权让与的性质首先需要根据当事人的意思以及合同的本质特征进行判断。有追索权的保理具有借款合同的特征,保理人的收益不应超过法定的借贷率上限,故需要对其施加清算义务。若基于让与担保进行构造,则可以更好解释这一义务的存在,故其性质的判断亦为法政策的决断问题。对于让与担保权人的权利,依通说采担保权构造说,在担保权实现之时,权利实现的优先顺位以及是否承受担保权之负担,自有适用第768条的必要。除了融资型保理外,保理人可以只提供应收账款的管理和催收服务,在债权人拖欠服务报酬时保理人留置应收账款以实现债权时可能发生与其他保理人的权利冲突,此时亦有第768条的适用。

(二)权利竞争的法律效果

基于有追索权和无追索权两类保理,多个保理人之间的权利竞争根据保理合同的不同类型就存在三种情况,其法律效果参见下表。


(三)仅可排除背信恶意第三人

在债权人就同一应收账款订立多个保理合同时,数个保理人之间的权利竞争是否因第二受让人为善意或恶意而异其规则在各国立法上并无定论,此系法政策上的决断。《民法典》第768条的第二受让人不必限定为善意。善意第三人之所以受到保护,本质在于法律保护当事人的合理信赖。债权多重让与下的公示对抗不同于物权变动领域的公式对抗,是一种纯粹的公示对抗主义。在这一模式下,允许当事人自由竞争,先行完成公示者获胜,因此不能排除恶意第三人。尽管如此,可排除背信恶意第三人,理由在于其“背信”,根据《民法典》154条和1532款恶意串通规则和公序良俗规则而否定其合同效力。

三、对抗债务人的要件及效力

(一)应收账款转让对债务人发生效力的公示手段

《民法典》第546条第1款将通知作为债权让与对债务人发生效力的要件。《民法典》第768条承认了登记、通知两种公示手段,且登记具有优先效力,能否认为登记也已成为应收账款转让对债务人发生效力的公示手段呢?债权让与制度的核心在于,在不恶化债务人地位的前提下,尽可能增强债权在流通中的商业价值。如果承认登记亦能对债务人发生效力,则会对债务人产生不利影响。因为登记记载于特定的电子系统之中,债务人被动等待并不能得知登记的事实。债务人要保证自己履行债务的正确性,还必须关注登记系统,这无疑会增加应收账款债务人的负担。

(二)债权让与通知前的债务人清偿

具有共识的是,如果债务人不知道债权让与的事实,则向让与人清偿或与债权人为使债务消灭的行为均有效。具有分歧的是,债务人如果明知债权让与的事实,是否仍可以向让与人履行而免责。我国《民法典》在该问题上选择了客观标准,即债务人明知债权让与的事实下对让与人的清偿亦为有效。将通知债务人的负担加于让与人,确保了一定程度的确定性。不过,在收到让与通知前,债务人获得了一项选择权,其可以主张第546条第1款的保护,而向让与人为清偿,也可以直接向受让人为清偿。

(三)债权让与通知后的债务人清偿

债务人收到让与通知后,不论是否实际发生债权让与,债务人均可基于对让与通知的信赖向受让人履行而免责,此即债权表见让与规则该规则隐含在《民法典》第546条之中。

债权表见让与规则不以债务人的善意为必要。权利外观理论的三项要素背后实则体现了自负其责的意思自治原理和以交易安全为追求的信赖保护原理正是如此,学说通常认为仅有让与人所为的通知,才能产生债权表见让与的效果。保理人提供的必要凭证,须由让与人提供或由其参与制作,否则不能作为表见让与而肯定其清偿免责。在应收账款多重转让的情况下如果后顺位的保理人先行通知债务人也可向先行通知者履行而免责。当然债务人也可以放弃这一保护而直接向他认为的先顺位的保理人履行不过这时其必须承受错误清偿的风险。

四、保理人与其他第三人的对抗关系

(一)保理人与应收账款质权人

相对于应收账款转让这一对债权“整体”的处分应收账款出质可视作对债权的“分割”。此处可能存在质权人与保理人的权利竞争,公示对抗规则仍有适用必要。《担保制度司法解释》第66条第1款对《民法典》第768条进行了类推适用,指出同一应收账款同时存在保理、应收账款质押和债权转让的,人民法院支持当事人主张参照《民法典》第768条的规定确定优先顺序。

值得注意的是,根据《民法典》第445条第1款,只有在经过登记而使质权设立时,才会发生与保理人的权利竞争问题。而根据第2款,应收账款出质后,非经质权人同意不得转让,权利竞争情形因此被大大限缩,这样的规定不无值得商榷之处首先,应收账款质押实行公示生效主义,其所依赖的动产融资统一登记系统却与公示对抗主义相契合。此外,禁止应收账款出质后再行转让既不合理也无必要。本着相同事物相同处理的原则,在解释上可考虑对违反《民法典》第445条第2款的法律效果进行目的论限缩。同一应收账款出质后被再行让与的,受让人不得以其受让的应收账款对抗质权人,但在与让与人的关系上应认为该转让行为有效,以期最大限度地发挥应收账款的经济价值。

(二)保理人与应收账款让与人的债权人

在物权领域,我国的有力说从利益衡量角度出发,普遍认可查封、扣押债权人以及破产债权人属于未经公示不得对抗的第三人范畴。但应收账款让与人的债权人与动产担保下担保人的债权人的地位不同,应认为即使保理人未经登记也可对抗应收账款让与人的查封、扣押债权人以及破产债权人。具体而言:第一,保理合同的标的物不存在使债权人产生信赖的权利外观第二,通过保理合同融资不存在减少让与人责任财产而损害其债权人交易安全的问题第三,对于可能出现倒签并伪造保理合同问题,本质上属于程序法上的事实认定问题,不能以此作为确定实体法规则的理由

五、结论

保理合同中公示对抗规则的法理基础在于“公示之所及,效力之所在”之理。保理人之间的权利竞争需要根据保理的具体类型加以判断。此外,依最新版《动产融资统一登记公示系统操作规则》规定,个人和机构均可注册为登记系统的常用户,享有登记权限,办理应收账款转让登记。《民法典》第768条成为应收账款乃至金钱债权多重让与下确定受让人优先顺位的一般规则,已经水到渠成。至于非金钱债权尤其是特定物债权的多重转让,能否类推适用第768条确定受让人间的优先顺位,则需从长计议,故第768条规则的一般性仍应有其限度。

 

 

本文文字编辑林伟。本文未经原文作者审核。本文为中国民商法律网原创标识作品。凡未在中国民商法律网微信公众号正式发布的文章,一律不得转载。)


[ 参考文献 ]

本文选编自蔡睿:《保理合同中债权让与的公示对抗问题》,载《政治与法律》2021年第10期。
【作者简介】蔡睿,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法学博士,中国民商法律网授权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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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魏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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