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贝:个人信息保护进路的伦理审视
2021年11月29日      ( 正文字号: )
[ 导语 ]
       新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并未就各种处理行为的适当性给出明确、具体的规定,为场景主义规制留下了广阔空间。司法实践也多次证明场景主义的规制不足以行成确定、统一、稳固的裁判规则。在同等条件下选择“分享论”还是“控制论”存在分歧,对此,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杨贝副教授通过《个人信息保护进路的伦理审视》一文,从伦理层面审视个人信息保护的基本进路,从而选择在伦理上更具正当性的保护进路。
一、个人信息保护基本进路之争

“分享论”和“控制论”是两个不同方向的进路,只能取舍不能兼顾。“分享论”者的典型主张是以分享为原则,以控制为例外。他们认为个人信息保护的目的不是建构积极的控制权而是避免消极后果。因为信息时代的基本价值是共享,只有共享信息才能产生更大的价值,且个人的信息具有公共属性,不应当为个人所垄断。此外,“分享论”者仅将个人信息是作为一种民事利益,而非民事权利给予保护,且保护的最佳方式便是提供公法保护。
    “控制论”者主张个人对信息的自我决定或自我控制是个人信息保护的核心理论和主导理论,而自主控制意味着个人应当有权决定什么时候,以何种方式、在何种程度上把与自己有关的信息传递他人。信息的自主控制的核心和基础是信息主体的知情同意,为保障“知情—同意”制度的有效运行因此,“控制论”者经常会主张一系列的限制性原则,如目的限制、公开原则、安全原则等。他们认为个人是自身利益的最佳维护者,由信息主体对个人信息进行自我管理,是成本最小、效果最佳的选择。
    由上,“分享论”与“控制论”的主张可以大致总结如下:


二、两步审查法:一个伦理学的分析框架

在多元主义主导的现代社会,想从多元伦理中寻求唯一的答案并非易事,当代的思想家做了许多努力,其中“共识论”影响最为广泛,成为当代伦理理论的底色。最能赢得普遍共识的伦理准则自然是所有伦理理论的最大公约数。个人信息保护进路要想获得伦理上的正当性,首先应该通过底线伦理的审查。
    所谓底线伦理,通常是指作为人的行为底线的不可违反的最基本的道德要求。底线伦理继承了“义务论”的基本立场,要求人们以道德律令作为必须遵循的最高实践原则。“义务论”罗列了六大显见义务,就个人信息保护进路的审查而言,我们只需要以无害他人为标准。可以说,无害他人是底线中的底线,在确认“分享论”和 “控制论”是否有害他人以后,就需要讨论两种进路是否以及如何增进福祉。
    根据“目的论”,在同等条件下选择能够最好地实现该目的的选项就是合理的,所以“目的论”往往以后果论的形式呈现。在实践中后果论受到欢迎,通过权衡后果作出决策是各领域的决策者的共识。立法的后果包括规范后果和事实后果,个人信息保护进路的确立率先会在规范层面产生影响,其中的后果考量则重点考察事实层面的后果。

三、个人信息保护进路的一阶审查

涉及个人信息的利益主体可以分为三类:信息主体、信息共有人和非信息共有人。信息主体是指个人信息指向的特定的自然人;信息共有人是与信息主体共同完成信息生成过程的人或机构;非信息共有人是与信息生成过程无关的人或机构,可分为一般主体、经营主体和公共管理机构三大类。
    此处的伦理底线审查关注的是,这两种进路是否会损害他人合法权益。“分享论”和“控制论”的核心分歧在于:在不侵害任何一方法定权益的前提下,在法律未予禁止的自由裁量空间内,是优先保护信息主体还是有限保护他人。共同的前提使两种进路都通过了底线伦理的审查。

四、个人信息保护进路的二阶权衡

两种进路都通过了伦理底线的审查,就进入到第二阶段,即权衡事实后果加以取舍。在考察后果时至少可以考量个人信息保护进路对人群、社会这两个层次的影响。从人群角度切入,可以考察两种进路对于三类主体利益的影响;从社会角度切入,主要考量的目标有四种:人的发展、经济发展、环境和谐和文化繁荣。

(一)“分享论”与“控制论”对3类群体利益的影响
    对于信息主体来说,“分享论”会削弱个人对自己信息的控制,增加减损人格利益的风险。“控制论”则会加强信息主体对自己生活的掌控力。
    对于信息共有人来说,根据“控制论”,信息共有者收集、处理、转让或共享个人信息都必须获得信息主体的同意,即便获得同意也必须遵循合目的的最小利用原则。而“分享论”下信息共有人只要确保不侵害或者有合理的理由相信不会侵害信息主体的合法权益就可以自主决定个人信息的处理。
    对于非信息共有人来说,两种进路都反对损害他人的合法权益,但是“控制论”下,生产要素大幅减少,非信息共有人的生产能力显著下降。从公共管理的角度看,“控制论”下社会可获取的个人信息将显著减少,公共决策的合理性很有可能因为信息的缺少而降低。从国家层面看,信息的多寡与国力的强弱成正比。
(二)“分享论”与“控制论”对人的发展、经济发展、环境和谐、文化繁荣的影响
    对于人的发展来说,人的自由与全面发展离不开海量的信息输入。只有人们充分知晓自己人生的各种可能性,才可能作出自由的选择。“控制论”下会大幅减少社会信息,不利于个人的发展。
    对于经济发展来说,信息对于新经济形态极为重要。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个人对信息的有效控制日趋削弱,人为地补强个人对信息的控制,会大幅增加信息企业、产业的经营成本。
对于环境和谐来说,两种进路对于自然环境的影响几无差别,但是对于社会和谐则有不同的影响,信息是社会的粘合剂,良好的人际合作离不开对人的认识。“控制论”会使交往效率大打折扣,社会合作将大受影响。
    对于文化繁荣来说,思想文化的繁荣与信息的自由流动呈正相关性。思想文化的繁荣离不开思想创造与思想交流两大要件,“分享论”有助于实现信息共享,从而促进文化繁荣。
综上所述,“分享论”成为了优于“控制论”的选择。

五、结语

信息时代是人类有史以来变化最剧烈、最激荡人心、最伟大而神奇的时代。《个人信息保护法》出台以来,两种保护进路仍在角力,场景累积的结果可能是无序,也可能是方向偏差。从伦理层面审视个人信息保护的基本进路而后确立的审查框架可促使法官在自由裁量时采用一致的思维方式。当然,时代在变化,确定分享优先的保护进路后,仍需密切关注新技术对既定权益的可能侵害,随时调整具体的应对策略。



(本文文字编辑史晨阳。本文未经原文作者审核。本文为中国民商法律网“原创标识”作品。凡未在“中国民商法律网”微信公众号正式发布的文章,一律不得转载。)



文献链接:《个人信息保护进路的伦理审视

[ 参考文献 ]

本文选编自杨贝:《个人信息保护进路的伦理审视》,载《法商研究》2021年第6期。
【作者简介】杨贝,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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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李慧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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