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滢:公司决议行为的双阶构造及其效力评价模式
2022年1月6日      ( 正文字号: )
[ 导语 ]
      决议是公司自治的重要工具,决议行为的效力判断又是决议行为制度的重中之重。然而对于公司决议行为的性质、瑕疵决议之效力、以及效力评价模式等问题,学界争论已久。司法实践中,公司决议效力案件数量众多、类型复杂、争议甚大。对此,南京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王滢在《公司决议行为的双阶构造及其效力评价模式》一文中,从分析决议定位与价值基础、解构非单方法律行为入手,分梳出决议行为的双阶结构,进而对契合决议行为内在结构的效力评价模式进行了探讨。
一、公司决议行为的体系定位及其价值基础

决议行为包含了决议个体的意思表示,通过多数决等规则形成决议通过与否之结论,发生了与表决权人意思相一致的法律效果,完全符合法律行为的要件,构成法律行为。而《民法典》更是明确将决议行为作为法律行为,规定在“民事法律行为”之下。

对于决议的价值基础,有部分学者着力强调其中的民主价值、正当程序和程序正义,甚而否认决议的自治基础。但只要决议本质上为法律行为,其价值基础就只能是私人自治。多数决与民主价值并无天然的联系,尤其考虑到这里的多数决基本上是资本多数决。

二、公司决议行为的内在结构

(一)单方法律行为与非单方法律行为之间的结构性差异

法律行为结构的讨论,需要先厘清意思表示与法律行为的关系。在一项法律行为必须有若干项意思表示才能成立的情况下,区分意思表示与法律行为才有意义。单方法律行为场合,法律行为与意思表示完全重合。合同、协议等非单方法律行为由数个意思表示构成,其结构层次较为复杂。作为非单方法律行为的统一结构,暂且可归结为一种双阶结构,第一层为各项意思表示,第二层为整合起来的复数意思表示,为合同或共同行为等。

(二)公司决议行为的双阶结构

公司决议行为呈双阶构造,展现为个体法上的意思表示与团体法上的法律行为。个体法层面上,表决权人对议决事项形成意见之后以投票的方式加以表达的过程,构成了一项独立的意思表示。在此,有多少表决权人行使了表决权,就存在多少项意思表示。团体法层面上,表决权人作为公司机关担当人,人格被吸收,表决权人之意思根据公司法规则可集合形成公司的意思,并以通过决议的方式,完成公司决议之法律行为。

三、公司决议行为效力的评价模式

(一)既有评价模式之检讨

目前学界的评价模式均是将决议行为视为整体来考虑效力评价问题,忽视了决议行为结构的层次性,从而造成适用困难。而决议行为的内在结构,正是效力评价无法回避的事实。已有学者尝试对决议行为效力,进行分层或分类判断。其中,个体意思表示被团体意思表示所吸收的观点,因个体意思仍然具有独立性,值得商榷。此外,五层次判断标准对程序性瑕疵作了过多分割,而团体意思表示瑕疵的提法也有商榷余地,脱离个体意思表示之外是否存在团体意思表示,值得思考;“表决权瑕疵”的表达同样有失准确。故而应当在决议行为双阶结构的基础上,尝试建构更为妥当的效力评价模式。

(二)效力评价的基本框架

第一阶的评价,直接援用意思表示和法律行为效力评价的基本方案,但暂不考虑合法性与妥当性的判断,合法性与妥当性问题留待团体法上法律行为效力判断阶段统一考察。第二阶集中评价团体法上的法律行为效力,此阶段不再考虑意思瑕疵问题。所谓的团体意思瑕疵在公司决议阶段是不存在的,核心是行为合法性和妥当性,此外,还涉及程序性问题。

(三)第一阶段——个体法层面的判断

个体法层面的评价,指向于具体的某项意思表示,若有多项意思表示需要评价,则需一个一个独立地进行。如果意思瑕疵导致意思表示无效,也仅是该项意思表示无效。

1. 表意人行为能力

表决权人如果存在行为能力欠缺,则其所为意思表示不能直接发生效力。在表决权人为无行为能力的情况下,所为表决无效。在表决权人为限制行为能力人的情况下,因参与公司决策非纯获利益,也非与其年龄、智力、精神健康状况相适应,若未经法定代理人事前同意或事后追认,应为效力待定,所为表决权行使行为不能发生效力。上述两种情况时,若扣减该表决权人的赞成票数就达不到所要求的通过比例,则利害关系人均可以据此主张决议效力瑕疵。

2. 意思表示瑕疵

意思与表示不一致的主要类型包括单独虚伪、通谋虚伪以及错误,意思表示不自由主要包括欺诈和胁迫。表决权人所为意思表示之受领人,同样应当是公司,股东会、董事会等公司机关代表公司受领相应意思表示。意思表示受领人的确定,会影响到相关意思瑕疵能否成立的判断。

首先,对于单独虚伪行为,现行立法未设规定,而通行规则是虚伪行为原则上有效,但相对人明知者无效。于公司决议场合,若有表决权人为虚伪行为,依信赖法理也应为有效,公司机关通常难于有明知表意人为虚伪表示的可能性,于此难于有适用余地。

其次,对于通谋虚伪行为,《民法典》规定为无效,于公司决议场合,因公司根本不为意思表示,只是受领意思表示,故存在成立通谋虚伪的障碍。即使真的发生了某一表决权人与其他主体“通谋”为虚伪表示,基于保护“通谋”者之外的主体正当利益的考虑,也不应否定表意人所为表示的效力,类似于“不得以其无效对抗善意第三人”规则,于此应发挥作用。

再次,对于错误制度,在我国被表达为重大误解。于公司决议场合,错误通常不可以撤销。在公司决议场景下,考虑到错误的发生多系基于表决权人可归责事由,赋予有归责性的表决权人撬动一众表决权人议决并关涉众多利益主体的决议,并不妥当。有新情况出现时,走错误撤销的路径更为合理。

最后,是欺诈、胁迫情形下意思表示不自由的问题。表决权人因受欺诈或胁迫而做出投票行为时,无疑可以撤销相应的行为。欺诈的主要问题是,实施欺诈的行为人须是公司以及可归责于公司的其他人,此时才引入第三人欺诈规则,考虑是否知道或应当知道的问题。公司法定代表人、控股股东、全体董事和高管、以及作为公司一方参与到决议组织工作之中的所有人员的知情,均可以认为是公司知情。这样,第三人为欺诈时,如果上述人员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欺诈行为,被欺诈人就可撤销其意思表示。

(四)第二阶段――团体法层面的判断

1. 强制性规定和公序良俗问题

团体法层面的判断,主要涉及团体自治边界的划定以及团体内部决议形成机制的程序性控制。团体自治的外在约束来自于两个方面,强制性法规和公序良俗。当公司决议与强制性法规相违背,或者与公序良俗相冲突时,依据《民法典》及《公司法》规定,决议应为无效。

公序良俗方面,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是经济公序问题,当公司决议与经济公序相冲突时,应为无效;再有,若试图通过公司决议来对相关主体的基本权利进行不当约束,则该公司决议也应无效。此外,如果瑕疵不涉及决议的全部,而仅仅涉及其中的一个部分,也可以认定决议的一部分是无效的。当然,无效公司决议之效力的确定,更需要充分考量决议的团体法属性。

2. 违反程序性规则和章程

决议效力团体法层面判断,还存在团体内部决议形成机制的程序性控制,以及决议违反章程之效力问题。我国法上有较为清晰的区分模式,即程序性瑕疵以及内容违反章程者可撤销,内容违反公序良俗或者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者无效。

决议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和法人章程的程序性规定,具有程序性瑕疵时,法律效果上可有三种安排。最弱的一种类型是瑕疵之影响可忽略不记,决议有效;第二种类型是最常见的可撤销,通过撤销权的赋予,为受害人提供救济;第三种类型是决议不成立,通说认为,严重的程序瑕疵会影响决议的成立。

四、结论

公司决议行为性质上为法律行为,内在构造呈现为双阶结构,即个体法层面的各表决权人的意思表示、以及团体法层面的法律行为。决议效力评价应分阶段进行,第一阶段考察各项意思表示的品质,主要涉及行为能力、虚伪表示、欺诈、胁迫等类型。第二阶段考察团体法层面的法律行为效力,主要是合法性和妥当性控制以及程序瑕疵的评价。



(本文文字编辑马宇航。本文未经原文作者审核。本文为中国民商法律网“原创标识”作品。凡未在“中国民商法律网”微信公众号正式发布的文章,一律不得转载。)



文献链接:《公司决议行为的双阶构造及其效力评价模式》

[ 参考文献 ]

本文选编自王滢:《公司决议行为的双阶构造及其效力评价模式》,载《当代法学》2021年第5期。
【作者简介】王滢,南京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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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马宇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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