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飞飞:决议行为“意思形成说”反思——兼论决议行为作为法律行为之实益
2022年5月7日      ( 正文字号: )
文章标签:民法典   法律行为   意思表示   决议行为
[ 导语 ]
       决议行为属性的界定问题,在我国学界历来不乏争议。“法律行为说”与“意思形成说”更呈分庭抗礼之势,虽然“法律行为说”已经获得实定法认证,但“意思形成说”在决议行为理论与实践“观点市场”的持续影响力不容小觑,其与“法律行为说”的观念之争远未平息。对此,西南政法大学经济法学院吴飞飞副教授在《决议行为“意思形成说”反思——兼论决议行为作为法律行为之实益》一文中,基于决议行为法律行为论立场,对“意思形成说”的基本观点、学术贡献与理论误区进行了系统性梳理,并同时致力于说明、辨别二者差异,揭示了决议行为法律行为立场的实质性意义。
一、“意思形成说”及其主要观点

就决议行为属性的界定问题,“法律行为说”与“意思形成说”呈分庭抗礼之势。“意思形成说”论者认为,法律行为规则是意思表示的规则,决议规则是团体意思形成的规则,决议行为则旨在通过成员的表决行为,形成团体的内心意思。可见,“意思形成说”系以团体作为决议行为的当事人,以外部第三人视角为坐标,审视界定决议行为。

“意思形成说”的主要观点通常在批驳决议“法律行为说”的过程中作反面阐述而提出,可概括为以下两点。第一,决议行为是团体意思形成行为而非意思表示行为,即 “并不调整参与制定决议的人们之间的关系,而旨在构筑他们共同的权利领域或者他们所代表的法人的权利领域”,其只是形成团体的“内心意思”而已。

第二,决议行为以民主与正当程序为其效力基础而不奉行意思自治原则。首先,决议行为的通用议事规则是“多数决定制”,多数派的意志自动升格为团体意志,少数派的意志自动归零,且通过的决议文件对少数派仍产生拘束力。其次,决议行为与法律行为的效力来源不同。法律行为的效力来源于当事人之允诺;而决议行为的效力则来源于民主与程序正义。最后,法律行为理论上的意思表示瑕疵规则不适用于决议行为,参与决议的成员不能以其个人意思表示存在瑕疵为由撤销决议或请求确认决议无效。

二、“意思形成说”的学术贡献

第一, “意思形成说”对我国决议行为理论研究具有启蒙意义。“意思形成说”提出后,理论界才开始追问决议行为之本源,从“行为”的一般性层面而非仅仅是“规则”的具体化视角重新审视决议,决议行为与法律行为的比较研究才逐渐兴起。第二,“意思形成说”促使理论界开始重视“团体意思是如何产生的?”这一“制度发生学”命题。在“意思形成说”提出前,理论界对于股东会决议等决议行为的探讨主要集中在“效力端”,进行事后评价。“意思形成说”提出后,理论界开始从“形成端”审视决议行为,关注团体意思形成机制与自然人“内心意思”形成生物机能的差异性。第三,“意思形成说”为瑕疵决议外部效力的“善恶二分制”提供了学理依据。《民法典》第85条和《公司法解释(四)》第6条形成了瑕疵决议外部效力的“善恶二分制”。“善恶二分制”合法性证成的常识与学理路径都以团体是否作出决议、决议是否有瑕疵,一般情况下善意相对人都无从知悉的事实为基础。可见,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意思形成说”或者说以“意思形成说”的解释逻辑为其学理依托。

三、“意思形成说”之反思

第一,“意思形成说”会消解决议行为的规范意义。审视决议行为的视角不同,对其性质的界定可能会大异其趣。决议行为包含两个不同的层面,形成了团体内部治理视角和外部第三人视角两个不同的认知视角。认知视角的差异导致了团体成员抑或整个团体为决议行为当事人的差别,且对待团体内部法律关系的态度亦不同。“意思形成说”的外部第三人视角,无疑会导致团体内部成员隐蔽不彰、身影模糊,人们借助决议行为进行团体生活的规范意义被无形中消解。

第二,“意思形成说”未能洞悉决议行为作为私法自治工具的底层逻辑。其一,团体法上的“多数决定制”是以成员意思自治为前提的意思冲突规则,其本身就是一种约定的确立,并假定至少有过一次全体的一致同意;其二,意思表示有瑕疵则法律行为可撤销的逻辑本身亦有瑕疵,不应成为否认决议行为法律行为属性的理由,而“意思表示瑕疵意思表示可撤销”的意思表示瑕疵规则适用于决议行为无任何障碍;其三,对于决议行为而言,私法自治或意思自治是精神内核、伦理基础,民主与正当程序则是实现前者的手段与工具,而非决议行为的正当性基础或效力来源。

第三,“意思形成说”会导致法律行为效力评价规则的体系性紊乱。“意思形成说”试图在法律行为效力评价规则体系之外,建立一套独有的决议效力规则。这会导致法律行为效力评价规则的体系性紊乱。一是割裂决议行为与法律行为的关系,决议效力规则将陷入“身份性”危机。法律行为效力评价规则主要来自于合同效力规则,不能因决议效力规则不同于合同效力规则,而否定其法律行为身份。尤其在决议行为被《民法典》收编,回归法律行为后,也应影响法律行为效力评价规则。二是“意思形成说”无法与代理权授予行为保持性质上的体系一致性。依“意思形成说”的解释逻辑,代理权授予行为不过是形成了被代理人借代理人之手为法律行为的“内心意思”,但代理权授予行为具有单方法律行为的属性。

四、决议行为作为法律行为之实益

(一)决议行为对法律行为理论的反哺意义

可使法律行为与意思表示的关系更加明晰。决议行为的法律结构可概括为“意思表示+程序”。以决议行为为镜反观法律行为,似乎可将法律行为表述为“当事人寻求特定法律效果的意思表示通过法定、约定(章定)的‘方式’作出,即为法律行为”。“方式”在团体决议中体现为程序,在单方行为、合同等个人法行为中的体现可统一概括为形式。故法律行为的规范结构可以表述为“意思表示+程式”。

可使法律行为效力评价规则更加精准。其一,意思表示瑕疵规则的精准构造。决议行为法律行为化后,意思表示瑕疵规则须重新提取其公因式,以涵射决议成员意思表示瑕疵。“意思表示瑕疵法律行为可撤销”规则就应变为“意思表示瑕疵意思表示可撤销”。在个人法上,瑕疵意思表示被撤销后,法律行为的效力状态为不成立而非无效;在团体法上,瑕疵意思表示被撤销后,根据决议是否还能满足最低通过比例,呈现出有效和不成立两种效力状态。其二,形式瑕疵法律行为的效力评价获得更多共识。《民法典》第490条第2款规定的合同形式瑕疵可类比于《公司法解释(四)》第5条所规定的重大程序瑕疵。可见,在实定法上“程式”瑕疵亦非法律行为法定无效事由,形式瑕疵对法律行为效力究竟有何影响的问题可获得进一步共识。

(二)法律行为理论对决议规则的规范意义

法律行为理论对决议规则的抽象规范意义。第一,法律行为理论为团体决议自治提供了私法依据。法律行为乃私法自治之工具,将决议行为纳入法律行为“大家庭”后,团体自治得以被私法自治所吸收,团体法得以被私法所吸收,自此私法自治的价值理念便可以借助决议行为这一通道灌注到团体治理中,成为团体自治的私法依据。第二,法律行为理论明确了决议规则的价值位阶。团体自治、民主、正当程序等皆是决议行为所应遵循的基本价值理念。在法律行为理论视角下,团体自治是决议行为的至高价值理念,可治愈民主与程序瑕疵,公司法相关规定已体现这一位阶序列安置逻辑。

法律行为理论对决议规则的具体规范意义。这主要体现为对决议效力规则的指导规范意义。其一,决议效力规则获得身份性确认与一般法支撑。最直观的意义体现为,法律行为理论、规则可以作为一般法填补作为特别法的决议效力规则之漏洞。其二,法律行为理论对决议效力规则完善的具体规范。具体而言:一是意思表示瑕疵规则贯通适用于决议行为;二是重大程序瑕疵决议究竟应为何种效力状态的理论争议得到进一步澄清;三是对法律行为效力阻却要件之管理性规范与效力性规范二分的限缩方法具有借鉴意义。

五、结语

秉承决议行为与法律行为的私法自治工具共性,以《民法典》第134条作为实定法依据,挖掘决议行为与法律行为理论的共通之处。以此为基础,进一步澄清意思表示与法律行为的关系、修正意思表示瑕疵规则,提取出法律行为之“程式”等的公因式,使法律行为理论“老树开新花”;以法律行为理论为依托,将私法自治理念灌注到决议规则之中,使团体自治在价值位阶上优先于民主与正当程序,以法律行为规则为一般法规范填补决议规则之漏洞,使其日臻完善。但“意思形成说”与“法律行为说”二者之间与其说是对与错、是与非的差异,不如说是视角和定位的不同而已。以法律行为为决议行为的属性定位,以“意思形成说”为决议行为的某个形象化的特征侧面,或许是两种观点的合适归宿。

 

 

(本文文字编辑唐子航。本文未经原文作者审核。本文为中国民商法律网原创标识作品。凡未在中国民商法律网微信公众号正式发布的文章,一律不得转载。)

 

 

文献链接:决议意思形成说反思——兼论决议行为作为法律行为之实益

[ 参考文献 ]

本文选编自吴飞飞:《决议行为“意思形成说”反思——兼论决议行为作为法律行为之实益》,载《比较法研究》2022年第2期。
【作者简介】吴飞飞,西南政法大学经济法学院副教授,中国民商法律网授权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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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唐子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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