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新宝、魏艳伟:司法信息公开的隐私权和个人信息保护研究
2022年5月9日      ( 正文字号: )
[ 导语 ]
       当前,“互联网+”与司法信息公开不断深度融合的现实,一方面极大地推动了法治进步,另一方面其指向的隐私权、个人信息保护问题也呈现出新样态、新需求。这体现在:第一,信息化公开的新特点提高了隐私权、个人信息的保护要求;第二,司法信息公开实践存在着司法衡量与操作上的困境;第三,新的法治背景拓宽了个人权益保护路径。对此,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张新宝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魏艳伟博士研究生在《司法信息公开的隐私权和个人信息保护研究》一文中,以司法案件信息互联网公开的现状为实证研究、定量分析对象,分析了当前司法信息公开中隐私权、个人信息保护所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司法机关在处理相关司法信息时应当考虑的因素、坚持的原则和遵循的路径,以期实现对司法信息公开下隐私权、个人信息的有效保护。
一、我国司法信息公开实践的考察

(一)问题概况

我国司法信息公开在实际操作层面主要的规范依据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在互联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规定》(法释〔2016〕19号)和最高检2021年发布的《人民检察院案件信息公开工作规定》。由此,最高院基于可分割性立场,采用将不予公开和隐名、删除等去标识化措施结合的多层次保护方式;检察院采用的则是关涉重大社会利益的案件信息可以公开的标准,再进一步辅以匿名处理、屏蔽处理等保护措施。

对隐私权、个人信息保护的分析研究旨在解决的是在对具体规范的解释存在分歧时,以及在规范不明确或存在空白的情形下对相关信息的处理问题。实践中,司法信息公开存在范围上的整体性和可分割性维度。不同层次中呈现出的单个完整司法文书或数个相关司法文书结合的形态构成了整体性维度;具体司法文书结构中具有相对独立性的信息内容构成了可分割性维度。

(二)具体表现

第一,基于案件领域观察,司法信息公开存在对处理标准机械适用的问题。民事案件领域多仅以民事案由是否属于“婚姻家庭、继承纠纷”作为判断标准,刑事案件领域对犯罪人是否隐名处理存在根本观点分歧,行政案件领域基本不作处理。第二,基于整体性维度观察,司法机关对同一案件的信息存在割裂处理。同一案件的不同司法文书可能会做不同处理;司法文书结构内容上对同一信息处理不一致;法院和检察院对刑事案件信息公开时的规范和实践操作有所差异。第三,基于可分割性维度观察:去标识化处理效果不佳。司法机关公开的信息中相当一部分属于无关信息;司法机关对特殊群体的保护不足。

(三)原因分析与立场、思路的转变

前述问题的产生受多种因素影响,就内在因素而言,司法机关难以全面、正确地识别司法信息中的隐私、个人信息,难以把握公共利益与个人权益之间的界限,难以根据相关信息的呈现特点施以有效保护措施。就外部因素而言,现有规范集中于司法解释、政策性文件层面,规范层级不足,其妥适性和可操作性也受到质疑。

司法信息公开实践应当作以下两个方面的转变:一是确立基于个案评估的立场。隐私、个人信息往往“融于”案件司法信息中而有待甄别、取舍,不同案件信息背后所体现的个人权益具有不同的价值层次。二是充分发挥个人信息处理的效用。司法信息公开可能导致个人信息被进一步不当利用,司法机关应当遵循《个人信息保护法》防范个人信息处理活动风险的立场。

二、司法信息公开中隐私权、个人信息保护的指导思想和原则

(一)指导思想

司法信息公开应坚持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导,以切实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和司法活动高质量发展为目标。司法信息公开以保障公众知情权下司法公正的实现为目的,内含对司法人权保障的追求。司法机关应平衡公众知情权与隐私权、个人信息权益于目的价值实现上的作用。

(二)司法衡量的优先原则

公众知情权与隐私权、个人信息权益的司法衡量至少存在两类视角:一是其各自于规范依据中体现的利益内容;二是不同规范背后的价值权衡。司法信息公开的价值不仅体现为实现个案正义(个案价值),还体现为在整个司法信息公开流程、体系确立与维护层面上的秩序价值,即一般价值。隐私权、个人信息则共同指向个人的人格尊严、人格自由利益,体现出基本人权层面的价值。

内在优先原则看,司法信息公开价值并不当然优先于人格尊严和人身财产安全价值。不同的价值层次有待进一步衡量,但一般而言个案价值优先于一般价值。在外在优先原则层面,以上两种衡量视角在位阶上存在两个指引性公理:一是权利请求所指向的规范和法益支持越明确,其越优先的“明确性公理”;二是权利请求所指向的法益和价值支持强度越大,其越优先的“强度性公理”。在衡量上述两种价值时,应以“明确性公理”为基准,优先保护隐私、个人信息价值;而当存在个案价值上的必要性或涉及法律关系具有较强的公共性时,才可以转化为强度性公理。

(三)比例原则

第一,适当性检验。从内部正当性层面来说,司法信息公开应以保障公众知情权下司法公正的实现为目的。从外部合法性层面来说,除专门规范外,司法机关还应当遵守《民法典》《个人信息保护法》中隐私权和个人信息保护的相关规则。

第二,必要性检验。这需要评估相关措施对所追求目标的有效性以及造成的损害最小性。司法机关对个案事实和司法信息公开措施形成基本认识时应当考虑两个层次:一是司法信息公开的特点与涉及到隐私权、个人信息保护的内容;二是其可能造成的隐私权、个人信息权益限制。然后就需要明确此种限制是否符合保障公众知情权下实现司法公正的目的,即有效性评估。最后,损害最小性还需要通过相称性检验来判断。

第三,相称性检验。这通常需要考虑司法信息公开行为所附有的保障措施是否能够将隐私权、个人信息权益受损风险降到可以接受或者与目的相称的程度,并且不能忽略措施的有效性。这要求进行效益与成本上的具体比较,具体体现为两个层次:一是基于司法信息公开的整体性,主要涉及对案件信息是否不予公开的效益衡量;二是基于可分割性,主要涉及原始公开和去标识化处理的效益衡量。实践中,不必拘泥对必要性检验和相称性检验的评估顺序,而应注重二者的评估要素与适用逻辑。司法信息公开原则的适用,可参考下图1。


三、司法信息公开中隐私权、个人信息保护的具体方法

(一)核心私密信息、敏感个人信息的识别和强化保护

敏感个人信息相对于核心私密信息具有更高的客观性,更容易在可分割性层面予以识别。而在指向人格尊严的核心私密信息、敏感个人信息的识别上,需要司法机关在个案中作场景化的思考和分析,应当至少在整体和可分割两个层面进行观察。司法机关在选择保护措施时应至少考虑三个方面:第一,核心私密信息、敏感个人信息体现的权益价值层次和受损风险程度;第二,案件争议的法律关系的性质;第三,相关信息的整体性程度。司法机关应当在充分考虑隐名、删除等去标识化措施的有效性之后再考虑是否采取不予公开措施。实践中,司法机关应基于个案评估来增强保护措施的有效性。

(二)一般个人信息的识别和保护:基于可识别性分析

直接识别个人的一般个人信息的处理,应当受到与司法信息公开目的相关的必要性原则和不与非实名公开立场相悖的双重约束。对间接识别个人的一般个人信息作处理时,应重点考量其被结合而增强可识别性的可能性,但这一判断应受合理范围的限制。司法机关应注重基于整体性维度考察一般个人信息对相关核心私密个人信息、敏感个人信息去标识化效果是否存在实质影响,再衡量是否作进一步处理。

(三)司法信息公开的个人信息告知义务和保护职责

司法机关在公开司法信息时应依照《个人信息保护法》的规定尽到告知义务:第一,司法机关应当在现有的告知方式中增加符合第17条要求的告知内容;第二,除非作出有效的去标识化处理,司法机关在公开敏感个人信息时应告知其必要性以及对个人权益的影响;第三,在涉及当事人之外主体时,司法机关应当充分考虑必要性,并尽可能通过成文的一般处理规则,达到一般告知程度。此外,履行个人信息保护职责部门的确立可以完善司法信息公开外部监管机制。同时,司法机关应落实当事人和非当事人主体的权利救济机制。

四、结论

司法机关在公开司法信息时应坚持正确指导思想,基于个案评估,在相关法益、价值之间作司法衡量,立足司法信息公开兼具整体性和可分割性的特点,遵循比例原则要求。司法信息公开原则上应实质性保护核心私密信息、敏感个人信息,而对其他一般个人信息的处理,在必要性检验以及特别价值衡量之外,还应充分考虑其对相关核心私密信息、敏感个人信息处理措施的有效性。司法机关应充分履行告知义务,落实和完善权利救济机制,履行个人信息保护职责的部门也应充分履行统筹协调和监督管理职责。

 

 

(本文文字编辑卢琛。本文未经原文作者审核。本文为中国民商法律网“原创标识”作品。凡未在“中国民商法律网”微信公众号正式发布的文章,一律不得转载。)

 

 

文献链接:《司法信息公开的隐私权和个人信息保护研究》

[ 参考文献 ]

本文选编自张新宝、魏艳伟:《司法信息公开的隐私权和个人信息保护研究》,载《比较法研究》2022年第2期。
【作者简介】张新宝,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民商法律网授权学者;魏艳伟,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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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江超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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