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晓明: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视角下的法定婚龄调整
2022年5月13日      ( 正文字号: )
文章标签:婚姻   人口老龄化   法定婚龄   晚婚晚育
[ 导语 ]
       目前我国已由人口膨胀转为低生育所致的人口急遽减少,随着人口结构的变化,人口与资源、环境的关系将发生根本性转变,人口老龄化将日益加剧。但是,我国学界目前关于婚育制度的研究聚焦于人口生育制度,很少注意到法定婚龄对于人口结构的影响。因此,有必要对人口老龄化视角下的法定婚龄调整展开深入研究。对此,广东财经大学法治与经济研究所鲁晓明研究员在《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视角下的法定婚龄调整》一文中,就法定婚龄与生育及人口结构的关系进行探讨,并建议适当调整法定婚龄,以飨读者。
一、法定婚龄与人口生育之密切联系

法定婚龄,又称禁结婚年龄,或允结婚年龄,系法律承认的当事人自主缔结婚姻之最低年龄;也系法律不再加以禁止,而交由当事人意思自治的最低年龄。现代民事活动遵循意思自治原则,但法定婚龄为了达到某种公共政策目的,却限制了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当人口少、劳动力匮乏、经济增长乏力之时,国家往往降低法定婚龄倡导早婚以鼓励生育;反之,当人口过多时,往往提高法定婚龄。

作为一种婚姻制度,法定婚龄是多种因素共同影响的结果。其一,防止发育不成熟者过早陷入婚姻,损及身心健康。其二,防止心智不够成熟者过早进入婚姻而陷于纵欲之境地。其三,防止不具备抚育能力者过早生育,陷后代于抚养困难境地。其四,维护利害关系人利益,以确保其具有相应意思判别与责任履行能力。

二、控制生育系我国法定婚龄的突出功能

我国《民法典》第1047条对法定婚龄作出了规定:“结婚年龄,男不得早于二十二周岁,女不得早于二十周岁。”我国法定婚龄尽管兼顾了未成年人保护等问题,但人口控制无疑是其突出主题。

首先,我国法定婚龄虽以自然人成年为必要,但并不以成年为已足,而是于成年后再增加一段不得结婚的年龄。对此通常的解释是,婚姻不仅是当事人之间人身关系的结合,还具有显著的社会意义,因而系一种特殊的民事行为。然而,一方面,我国法律上并没有任何关于特殊行为能力的规定,将婚姻能力解释为特殊行为能力没有法律依据;另一方面,《民法典》第1047条关于法定结婚年龄的规定,系在此年龄前禁止结婚的强制性规定,依法理,违反禁止性规定的行为应属无效。此时,对于未达法定婚龄的婚姻行为,循行为能力理论与依《民法典》第1047条性质得出的结论迥然不同。

其次,我国法定婚龄鲜明地体现出对于较低年龄之成年人婚姻自由的限制。第一,我国法定婚龄的功能是限制低龄成年人婚育自由。现行法定婚龄限制了年纪较轻的成年人婚姻意愿,明显不是以保护其身心健康为目标,其实质是晚婚晚育政策的法律表达。第二,我国法定婚龄对于婚姻自由的限制极为严格。现有法定婚龄,不但是我国历史上最严的法定婚龄限制,而且亦是比较法上最严格的年龄限制。虽然《民法典》第1047条删去了“晚婚晚育应予鼓励”的表述,但由于《民法典》第1047条对法定婚龄作出了刚性约束,沿袭了“男不得早于二十二周岁,女不得早于二十周岁”的极晚婚龄,因此从实施效果看,严格的法定婚龄制度也确实达到了晚婚及控制人口生育之目的。

三、解决老龄社会新的矛盾需要采取促进人口生育的政策

在老龄社会人口形势已由人口膨胀变为增长失速的背景下,人口与资源环境的矛盾已不再是老龄社会的突出矛盾,而是转化为以下新矛盾:其一,代际人口严重失衡。由于特殊生育政策的原因,我国从生育率高企到进入极低生育水平,呈现出断崖式下跌的特点。此种不正常的剧增剧减导致代际人口严重失衡。其二,扶养压力急剧增加。社会老龄化,意味着家庭养老难以维系,同时也意味着享受社会保障人口的比重增加,财政压力将越来越大。其三,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增大。一方面,随着老龄化的深入,人口红利消失,劳动就业人口比重将不断下降。另一方面,老龄社会整体需求低,难以支撑需求拉动型经济。总需求不足,投资回报率低,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加大。

四、适应老龄社会人口结构之法定婚龄调整

(一)如何调整法定婚龄

法定婚龄的调整,应以自然人正常发育水平为基础,结合行为能力制度、教育制度、民众接受心理等多方面因素综合考虑,宜在不损及当事人身心健康的情况下,采用一个相对较早的年龄。以男满十八周岁、女满十六周岁作为我国法定婚龄,并规定未满十八周岁的人结婚需经特别许可、或法定监护人同意,是较为理想的方案。

这主要是基于以下原因:第一,我国老龄化形势严峻,规模大,速度快,且与代际人口失衡、未富先老叠加多种问题交织,将对我国的社会发展形成严重威胁。第二,晚婚晚育不过是特定婚育政策主导下长期教育和宣传的结果。随着社会生活水平的发展,未成年人发育水平逐渐提前是一个世界性趋势。第三,基于男女发育的年龄差异规定不同法定婚龄,系基于生理发育客观规律而做出的合理规定,无关性别歧视,故仍应坚持。第四,男满十八周岁、女满十六周岁的允结婚年龄并不会对义务教育构成冲击。此时已非强制的义务教育阶段,部分青少年将不会继续学业而走向社会,一律禁止结婚对于这部分人来说没有必要。第五,十六周岁是可以附条件视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年龄。且为十六周岁年龄的人缔结婚姻设定法定监护人同意程序,能够有效地补足其行为能力缺陷。第六,《联合国儿童权利国际公约》将儿童界定义为十八岁以下的自然人。但其体现出极大的包容性,允许各国根据本国实际界定成年标准。正因如此,许多国家基于本国实际情况采用了男满十八岁、女满十六岁作为允结婚年龄标准。第七,澳门地区和香港地区实施年满十六岁的法定婚龄制度,效果良好,并没有造成冲击教育、生育率失控问题。

二)两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首先,应否在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之上增设一个特殊民事行为能力?

现实中确有一些特殊复杂事务需要行为人具有更高的意思能力,故设立特殊行为能力有讨论空间。但就法定婚龄领域而言,在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之上另设特殊行为能力没有必要。其一,若因事属重大而予突破,则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也就变得不“完全”,因之将出现理论不周延问题,会动摇民事行为能力理论的根基。其二,在将男满十八周岁、女满十六周岁确定为法定婚龄的情况下,已能将婚姻行为融入民事行为理论,达到运用民事行为能力理论解释婚姻行为的效果,无须另行创设特殊民事行为能力概念。

其次,在女满十六周岁而具结婚意愿的情况下,其行为能力如何补足?

从比较法的做法来看,在女满十六周岁而具结婚意愿的情况下,通常建立特许制度,赋予父母、监护人、监护监督机构或法院补足其行为能力之权利。

第一,就补足之人而言,宜规定为监护人而非法定代理人。同意或许可之行使乃在于给具有婚姻意愿之未成年人添加一道程序,既补足其行为能力,又使其更审慎地对待婚姻大事。同意或许可之行使非涉代理,故不宜规定为法定代理人。人民法院享有同意许可之裁量权,监护托管机构不宜享有许可同意权。

第二,就父母行使同意权而言,鉴于年满十六周岁即已具备一定意思能力,可一定条件承认父母单方同意的效力。若同意一方为与子女共同居住之父母,鉴于其对子女的情况更为了解,此时宜承认其同意之效力;若非为共同居住之父母,鉴于其与子女的关系相对不如共同居住一方密切,则不宜承认其同意之效力。同时,为防止共同居住父母一方滥用同意权损害未成年人利益,应赋予不同居父母一方异议权。若父母均非共同居住,则只有父母一致同意方构成父母同意。

第三,就同意权之行使,无论从意思表示的慎重性抑或纠纷防止的角度,同意权之行使均应以明确的意思表示为之,沉默意味着拒绝。至于是否以书面方式为之,则宜区分监护人情况。在父母或其他近亲属为监护人的情况下,做出同意之意思表示即可;在其他个人或组织为监护人的情况下,由于其与被监护人关系相对较远,为未成年人负责计,同意之表示须以书面方式为之。

第四,就监护人滥用同意权的规制而言,监护人是否同意,系其依据自主判断做出的决定,属于同意权的正常行使。通常情况下,当监护人不予同意时,亦不存在同意未成年人婚姻意愿之急迫需要,故不宜认定属监护人滥用同意权。惟在涉及未成年人非婚生育等当事人子女利益特殊情况下,为子女利益考虑,方可通过法院改变监护人不予同意之后果。此时,应认为系属法院依申请而进行合理裁量,亦不宜认定监护人构成同意权滥用。

五、结语

婚姻本系成年人私事,惟在对公共利益构成挑战、使环境不堪重负、使可持续发展难于实现之时,始有施加干预与限制之必要。在一个正常社会,维持过晚法定婚龄显然不具有合理性。就老龄化社会而言,既然低生育率已成为困扰社会的新问题,拒绝对法定婚龄进行调整,不仅法理上站不住脚,而且会加重人口结构失衡,加剧老龄化。



(本文文字编辑马宇航。本文未经原文作者审核。本文为中国民商法律网“原创标识”作品。凡未在“中国民商法律网”微信公众号正式发布的文章,一律不得转载。)



文献链接:《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视角下的法定婚龄调整》

[ 参考文献 ]

本文选编自鲁晓明:《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视角下的法定婚龄调整》,载《政治与法律》2022年第3期。
【作者简介】鲁晓明,广东财经大学法治与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法学博士。

推荐阅读
许可:算法规制体系的中国建构与理论反思
我国算法规制体系应引入“算法发展”平衡算法安全,引入“权利公平”补充算法公平,引入“私人自主”调和算法向善。
王利明:论《民法典》实施中的思维转化——从单行法思维到法典化思维
本文深刻探讨了如何从单行法思维向法典化思维转化,体系化解读《民法典》。
李建伟:授权资本发行制与认缴制的融合——公司资本制度的变革及公司法修订选择
新一轮《公司法》修订的资本制度改革,要以激励投资创业、降低公司设立成本、平衡各方利益的规则体系之构建为导向。
热门排行
学术公告
问答集锦
相关文章
本期评价
0个赞
0个踩
敬请关注中国法学会民法典编纂项目领导小组组织撰写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民法总则专家建议稿(征求意见稿)》

编辑:马宇航

向编辑提问:

分享

扫二维码
用手机看民商
用微信扫描
还可以分享至
好友和朋友圈

中国民法学研究会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中国人民大学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

本网站由王利明教授创办并提供全部运作资金 Copyright◎2000-2021 All Rights Reserved 京ICP备2022010855号  
E-mail: ccclarticles@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