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广新:情势变更制度的体系性思考
2022年7月18日      ( 正文字号: )
[ 导语 ]
      我国《民法典》第533条对情势变更作出了正式规定,即合同成立以后客观情况发生了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的、非不可抗力造成的不属于商业风险的重大变化,继续履行合同对于一方当事人明显不公平或者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当事人请求人民法院变更或者解除合同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公平原则,并结合案件的实际情况确定是否变更或者解除。不过,从构成条件及法律后果上看,该条明显存在一些较为概括、模糊的规定。对这些规定作出合理解释,对于维护合同信守原则并维持合同关系的稳定性至为关键。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朱广新研究员在《情势变更制度的体系性思考》一文中,立足于《民法典》具体规定,从第533条与其他相关规定之间的体系关联的视角出发,对如何理解情势变更制度作出体系化思考。
一、情势变更的适用前提:合同可以继续履行

在《民法典》第533条构造的情势变更制度的各个条件中,最具弹性且根本无法以客观标准予以判断的条件是“继续履行合同对于当事人一方明显不公平”。许多解释者仅将该条件看作情势变更制度的构成条件之一,而且主要立足于“对于当事人一方明显不公平”这一要素展开法律解释。此种理解造成的一个现实后果是无法清晰地揭示情势变更制度相较于其他相关制度的独特性。实际上,“继续履行”隐含着这样一种规范意思:即使在发生重大情势变化之后,合同事实上仍然是可以履行的,只是继续履行会对当事人一方明显不公平。此种解释意味着第533条不包括合同成立后发生的重大情势变化致使债务人不能履行合同的情形。该情形可以适用《民法典》第580条第1款第1项的规定。如果该重大情势变化可以构成《民法典》第180条第2款规定的不可抗力,则《民法典》第563条第1款与第590条的规定皆可发挥作用。

进一步而言,从不可抗力的适用条件也可从体系上分析533条的适用前提。与PICCPECLDCFR不同,我国在规定合同解除时未提及不可抗力对债务履行行为的影响应达到不能履行的程度,仅从目的论的角度强调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在此,如果不使法律解释陷入主观主义的泥沼,合同目的应立足于特定类型合同固有的可以客观化的履行利益予以客观解释,在合同目的通常只是当事人双方各自的缔约目的的认识下,“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需要立足于双方当事人的视角予以理解。第563条第1款关于合同解除法定事由的规定,主要是以债务人的违约行为为前提进行构造的。在此情况下,以不可抗力为必要构造要素的合同解除事由,在不可抗力对合同履行造成的影响上必须达到致使债务不能履行的程度。如不可抗力只是造成债权人的合同目的落空,没有导致债务完全、永久不能履行,则不能援用第563条第1款第1项的规定解除合同,而须依据第533条解决合同重大失衡导致的显失公平问题。

二、情势变更制度的核心条件:合同的均衡性被严重打破

“明显不公平”是一个极其概括的用语,《民法典》颁布以来的法释义著作皆立足于一种本质主义的概念性思维,在规范适用上缺乏可以大致判断情势变更制度适用范围的规范要素。结合比较法经验,合同成立后未预见的重大客观情势变化对合同关系的影响,应在给付与对待给付之均衡性的架构内予以思考。在合同可以“继续履行”这一前提条件下,合同均衡性的根本改变主要表现为两方面:履行成本的剧增、目的落空。

就目的落空这一适用情形而言应将债务人客观上不能履行债务致使对方订立合同的目的落空这种情况排除出去。情势变更制度构造中的合同目的落空是指债务人能够履行合同,但其履行因重大客观情况变化,对对方当事人变得毫无价值。对此应注意将合同法定解除制度与情势变更制度在适用对象上区别开来。此外,若不可抗力不影响债务的履行,或者合同当事人双方都不存在由不可抗力造成的违约行为,则不可抗力可能因给当事人一方造成履行成本剧增或履行价值显著减少甚至是完全丧失的后果而引发情势变更制度的适用。作为一种严格依法构造的法律制度的情势变更,与作为一种被法律严格界定的客观情况的不可抗力,在规范意义上不属于同一层次。情势变更规范范围内的重大情势变化与不可抗力之间无法形成一种非此即彼的对立排斥关系。

在民商合一立法体制下,体现为合同目的的履行利益有时还应根据合同当事人是商事主体还是民事主体而区别对待。商事主体一般偏重标的物的商业使用或经营价值,民事主体一般仅注重标的物在满足日常生活需要上所应发挥的效用。此外,情势变更制度有时也会涉及当事人一方就履行利益所持有的特殊目的。该目的能否纳入适用情势变更制度的条件的考量中,须以一方的目的是否为对方所知为条件。

就履行成本的增大这一适用情形而言,它在法律适用上存在如何与《民法典》第580条第1款第2项所作债务“履行费用过高”的规定予以区分的问题。《民法典》第580条第1款第2项的“履行费用过高”其适用情形主要为:债务事实上可以履行,但履行要花费高昂代价,以致于依诚信原则要求债务人继续履行显得非常不合理,其存在目的是为了排除债务人所负非金钱债务的继续履行责任,限制债权人的实际履行请求权,使债务人所负给付义务转变为替代给付的损失赔偿义务。而作为情势变更制度主要适用情形之一的履行债务的成本剧增,通常是从该种成本剧增导致由给付与对待给付构成的合同关系显著失衡方面而言的。在此情况下,有必要突破合同信守原则,对合同关系予以调整或解除,是决定履行成本剧增能否适用情势变更制度的关键。此时当事人的利益冲突主要表现为给付所作必要花费与对待给付之间是否在价值上严重不成比例,且无需考虑债权人的损害赔偿请求权。

然而,债务履行费用通常会与给付义务体现的不利益结合在一起构成债务履行的总成本,并与对待给付义务构成一种交换关系。在此情况下,债务履行费用过高也会以给付与对待给付之间严重丧失均衡性表现出来。对此,如果损失赔偿足以保护债权人的利益,则可以适用第580条第1款第2项的规定,排除债务人的给付义务,使非金钱债务转变为一种损失赔偿义务。由此免除因适用第533条使法院或仲裁机构介入合同关系而产生的不确定风险。如果损失赔偿不足以保护债权人的利益,则第533条与第580条第2款的规定皆存在适用可能性。

三、情势变更制度的法律后果:作为一种义务的再磋商

《民法典》第533条对情势变更制度的法律后果从两方面进行了规定:一是受不利影响的当事人可以与对方进行磋商;二是在合理期限内协商不成的,当事人可以请求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解除合同。实际上,由协商不成则可以请求法院或仲裁机构变更或者解除合同的规定看,再磋商无疑是请求变更或者解除合同的必要程序或条件。

从比较法视角观察,PICC规定受不利影响的当事人“有权要求再磋商”,而PECL明确将再磋商规定为当事人的一种义务。能否根据《民法典》第533条第1款“可以与对方重新协商”的规定将再磋商理解为一种受不利影响的当事人的一种权利?

533条第1款前段所作“可以与对方重新协商”的规定,根本意旨在于强调导致根本改变合同均衡性的重大情势变化发生之后,是遵守合同信守原则还是援引情势变更的规定不再按照合同的约定履行,是受不利影响的当事人一方的自由。因此“受不利影响的当事人可以与对方重新协商”的规定,不能当作判断再磋商是一种权利或自由而不是一种义务的法律依据。

对理解再磋商到底是一种权利还是一种义务具有根本决定性的是第533条第1款后段“在合理期限内协商不成”的规定。该规定隐含着这样一个前提:受不利影响的当事人不愿按照合同约定继续履行合同,而是希望变更或解除合同的,应当向对方提出重新协商的请求。从情势变更的法律效果的视角看,应当据此规定把再磋商理解为一种义务。对此,至少有两个问题值得思考:第一,为什么在请求法院或仲裁机构变更或解除合同之前设置一个再磋商程序。它体现了对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尊重,也有助于防止当事人轻率或贸然地诉诸法院或仲裁机构。第二,受不利影响的当事人提出再磋商请求后,对方是否具有拒绝或同意的缔约自由。此时另一方当事人不得拒绝该再磋商请求,其应秉执诚信原则,以积极合作的态度参与再磋商。

就《民法典》第533条而言,在认为合同当事人负有再磋商义务的情况下,任何一方违背诚信原则拒绝磋商或突然中断磋商,并给对方造成损失的,可依据第500条的规定判定损害赔偿责任。

四、结语

为了法律适用的稳定性,对于合同成立后发生的不可预见的重大情势变化对合同关系的影响,首先应检视是否能够根据第563条第1款第1项、第580条第1款第2项及第590条的规定予以解决。如果不可解决,再求助于第533条的规定。第533条在法律后果上确立了先进行再磋商、磋商不成再请求法院或仲裁机构介入的双层调整机制。它以隐含的方式向当事人强加了一种再磋商的义务,该义务的确立及履行皆本于诚信原则,违反该义务时可依据第500条的规定予以救济。

 

 

本文文字编辑林伟。本文未经原文作者审核。本文为中国民商法律网原创标识作品。凡未在中国民商法律网微信公众号正式发布的文章,一律不得转载。



文献链接:《情势变更制度的体系性思考》

[ 参考文献 ]

本文选编自朱广新:《情势变更制度的体系性思考》,载《法学杂志》2022年第2期。
【作者简介】朱广新,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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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林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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