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建远:合理预见规则的解释论
2022年7月25日      ( 正文字号: )
文章标签:民法典   比较法   违约责任   解释论
[ 导语 ]
       违约责任的范围需要受到合理预见规则的限制,但我国《民法典》仅以584条但书对合理预见规则做了高度概括的规定,无法适应实践中各类复杂的具体违约情形。对此,清华大学法学院崔建远教授在《合理预见规则的解释论》一文中,通过考察合理预见规则的历史沿革,并结合域外法经验,尤其是参考英美法国家的典型判例和成型规则,对我国合理预见规则中预见的主体、预见的内容、预见的时间、可预见性的判断标准及举证责任、可预见性与因果关系的联系等问题做了系统的梳理、分析和解释,以期在现有规定基础上为理论的研究和实践的适用提供更进一步的思考方向。
一、合理预见规则的历史沿革

合理预见规则最早出现于法国民法上,依据1804年法国民法典第1150条的规定,只有在订立合同时预见或可能预见的损害才考虑赔偿。但该可预见性规则存在例外,即若不履行是因为有过错的一方“诈欺”,则即使订立合同时不能预见,也要对损害加以赔偿,不过违约方对过分间接的损失也不负赔偿责任。19世纪的普通法使得合理预见规则成为一个非常有影响的规则。普通法确立合理预见规则以限制违约损害赔偿的范围,最早是通过1854年的Hadley v. Baxendale先例,该先例确立了两项规则:其一,如果受害人所遭受的损失属于因违约行为而自然发生的损失,即“一般损失”,那么受害人可以获得损害赔偿;其二,对于并非“自然发生”的损失,即“特别损失”,一般不应得到赔偿,除非“可以合理地假定,在双方当事人订立合同时,已经考虑到违约行为将可能造成此种损失”。合理预见规则不但在英美法系得到了普遍赞同,而且被1980年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所接受。

在我国,涉外经济合同法(已被废止)第19条、技术合同法(已被废止)第17条、合同法(已被废止)第113条第1款和民法典第584条的但书,都先后承认合理预见规则,其原因之一是避免因对违约方过于苛刻导致相对人拒绝缔约,进而降低交易成交率。其中民法典关于合理预见规则的规定高度概括,加之实务中积累的经验、教训有限,故可以借鉴境外的法律规定、判例、学说。

二、预见的主体和内容

(一)预见的主体
    按照法国民法典第1150条的规定,合理预见的主体应为债务人(违约方)。而普通法Hadley v. Baxendale先例所使用的措辞中要求预见的主体是双方当事人。不过有学说认为在受害人遭受“一般损失”的场合,尽管受害人的合理预见事实上也存在,但违约方合理预见才是重要因素,后续的判例中也逐渐明确是违约方合理预见到。我国民法典584条也明确确立了预见的主体为违约方,这比较合理。
    要求合理预见的主体是双方当事人,其主要问题出现在双方当事人预见对象不一致的场合:一般情况下,守约方合理预见到的宽于违约方合理预见到的,此时若以守约方合理预见到的为准,则Hadley v. Baxendale先例确立的第二项规则便失去价值。在守约方合理预见到的窄于违约方的少数情况下,若以守约方合理预见到的为准,则放纵了违约方;若以违约方合理预见到的为准,则Hadley v. Baxendale先例确立的第二项规则便失去价值。而将合理预见的主体确立为违约方即不存在上述问题。
    (二)预见的内容
    就合理预见的内容而言,各法域观点尚不一致。法国直到20世纪早期,还只要求预见到损失的类型而不要求预见到损失的程度、范围,但这样降低了法国民法典对债务人的保护作用,故现代的规则要求损害的类型与程度均是可预见的。而在普通法国家,对损失的原因或种类与损失范围虽然也加以区别,但有时并不要求精确地预见到损失的范围。《国际商事合同通则》对预见内容的规定也体现了可预见性与损害的性质或类型有关,但与损害程度无关,除非这种程度使损害转化为另一不同种类的损害。
    我国民法典第584条并未特别严明是否要求预见到损害的程度或数额,解释上宜将预见的内容确立为:只要求预见损害的类型而无须预见损害的程度、具体数额。
    除此之外,英美法还区分“一般损失”和“特别损失”,前者即违约造成的“自然损失”,赔偿时不以违约方预见为条件;后者指“一般损失”之外的损失,赔偿时以守约方于缔约时通知了相对人为条件。这直接导致了举证证明的简明,以及结论的确定性,值得借鉴。

三、预见的时间

关于预见的时间,英美法采“合同订立时说”,日本判例及通说系“债务不履行时说”,而我国民法典第584条但书确立了预见的时间为“订立合同时”。

采“合同订立时说”契合下述理念及交易设计:一是合同约定统筹兼顾了权利、义务、责任、风险;二是把违约损害赔偿及其范围限定在违约方于缔约时合理预见之内,意味着以合理预见规则替代了因果关系规则;三是相较于合同履行过程中所发生的各种因素的变化可能导致损失扩大,以缔约时所知道的情况来限制赔偿范围是有合理性的。但该学说同样存在缺陷:以理性人而非具体违约方的预见力作为判断标准,在“效率违约”的场合往往放纵了违约方,也忽略了精明的债权人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的智慧、权益。

采“债务不履行时说”,实质上是贯彻过错责任原则的一种体现,其特征如下:一是将债务人违反注意义务侵害债权人的权益看作是一种有过错的“侵权行为”,同时由于侵权责任的成立必须依赖因果关系,故此时因果关系的地位和作用大为提升;二是在债务人“效率违约”的情况下,采“债务不履行时说”就非常容易确定违约方预见其违约造成损失的种类甚至范围,从而平衡利益关系;三是以一个具体违约方而非一般理性人的预见力作为判断标准来确定损失,可使债权人获得数额较高的损害赔偿。但该学说同样存在根本缺陷:潜在的受害人可以等待合同一经订立就马上通知相对人一切违约会产生的特别损失,即便相对人(潜在的违约方)从来没有想过要接受这样的要约,但因合同已经订立,相对人已无退出或改变合同的余地。

综上,“合同订立时说”与“债务不履行时说”各有优劣,相对而言,“合同订立时说”优点更多些。中国民法典明确地选择了“合同订立时说”,这一方面与其奉行无过错责任原则(第577条等条款)相契合,另一方面又变相地把责任与违约方的主观状态相联系,结合民法典承认的免责事由,可以了解它确立合理预见规则的内在原因。

四、合理预见规则与因果关系

合理预见与因果关系都有限制损害赔偿范围的意义,各国和地区的立法例及学说的观点针对二者的联系存在不同。德国民法和奥地利民法拒绝承认预见与因果关系之间的联系。在法国民法上,合理预见与“直接性”时常混同,它用合理预见的标准来确定损失是否为直接违约造成。英美法上,在存在外来因素全部或部分造成损失导致因果关系问题出现时,法院倾向于单纯适用预见性的检验标准,而不需再附加上“直接性”的检验标准。

如前文“三、预见的时间”中所述,合理预见的时间,会对其与因果关系之间的联系产生影响:若采取“合同订立时说”,则用于确定责任范围的因果关系形同虚设;若采“债务不履行时说”,因果关系的地位和作用大为提升。

五、可预见性的判断标准与举证证明责任

(一)可预见性的判断标准
    对合理预见的判断不宜采取纯粹的主观标准,因为在违约方不如实陈述的情况下是不具有可操作性的。因此在英美法上,采取的方式是将违约方在缔约时应当知情分为推定知情和真正知情两种情形。在推定知情的场合,是以理性人在同等情况下的预见力和判断力作为判断标准的,此为法律上的价值判断而非纯粹事实问题;在真正知情的场合,基本是以受害人事先告知相对人若违约会造成何种损失来决定的,系一个事实问题,但此时还存在“合同与侵权混淆”的问题,即部分判例中“合理预见”标准与“料想得到”标准的分歧。
    我国民法典中侵权损害赔偿范围由因果关系负责,不考虑侵权行为人预见与否、有没有料想到。至于侵权行为人的主观因素,在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的领域不予考虑;在由过错责任原则管辖的领域,局限于行为人实施侵权行为时具有识别能力并且故意所为或违反注意义务,而非延伸至损害后果的区段。在违约损害赔偿的范围方面则适用合理预见规则(第584条但书),而英美法上区分推定知情和真正知情的做法,便于操作,可供借鉴。
    (二)举证证明责任
    对于“一般损失”,无需证明其可预见性,而对于“特别损失”,需要进行证明。在很多案件中,可预见性很难证明。在某些场合下,举证证明责任可转换为举证证明受害人曾经提请注意的事实。另外如果受害人是出卖人,并且已经安排替代性的交易,可预见性的要件很少成为问题:此时若不存在营业额减少的问题,则损害赔偿的范围就是市场价格下跌的数额,加上安排第二个买卖时所发生的费用。如果受害人是买受人,并且已经进行了替代性购买,可预见性通常也不会产生疑问:此时损失的范围就是市场价格的上涨部分,加上安排替代性购买所发生的费用。上述情况下,举证证明的事项包括市场价格、已经进行了替代性交易及其价格。

六、结论

结合域外法的经验,我国民法上的合理预见规则应做如下解释:仅适用于违约损害赔偿领域,预见的主体应限定为违约方,预见的时间应明确为合同订立时,预见的内容仅为损害的类型而无须预见损害的程度、具体数额,在进行可预见性判断时,对于可预见损失的举证,既可以由非违约方举证,也可以由人民法院根据具体情况予以裁量。


 

(本文文字编辑戴逊。本文未经原文作者审核。本文为中国民商法律网“原创标识”作品。凡未在“中国民商法律网”微信公众号正式发布的文章,一律不得转载。)



文献链接:《合理预见规则的解释论》

[ 参考文献 ]

本文选编自崔建远:《合理预见规则的解释论》,载《东方法学》2022年第4期。
【作者简介】崔建远,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民商法律网授权学者。

推荐阅读
赵玉:夫妻股权归属及其单方处分效力的认定
夫妻股权归属及其单方处分的法律效力,涉及家庭财产维护、市场交易秩序、公司组织三个维度规则的交叉适用。
翟远见:重大误解的制度体系与规范适用
相对人参与等并非重大误解的构成要件。重大误解可能例外地不产生可撤销的效力,或者关注表意人的动机错误。
何欢:债务清理上破产法与执行法的关系
破产法和执行法的共通属性为债务清理,二者存在适用上的竞争,应联动立法,且破产法原则上须尊重执行法。
热门排行
学术公告
问答集锦
相关文章
本期评价
0个赞
0个踩
敬请关注中国法学会民法典编纂项目领导小组组织撰写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民法总则专家建议稿(征求意见稿)》

编辑:萨日娜

向编辑提问:

分享

扫二维码
用手机看民商
用微信扫描
还可以分享至
好友和朋友圈

中国民法学研究会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中国人民大学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

本网站由王利明教授创办并提供全部运作资金 Copyright◎2000-2021 All Rights Reserved 京ICP备2022010855号  
E-mail: ccclarticles@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