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野:《民法典》视域下死者人格标识之保护
2022年8月18日      ( 正文字号: )
[ 导语 ]
        关于死者人格标识的民法保护,过往研究大多在原有单行法框架下进行,而《民法典》生效后,如何构建以新条文为中心的解释论,在新体系和新内容下实现体系协调和教义展开,为死者人格标识保护提供充分的理论依据和合理的救济路径,值得探究。对此,武汉大学法学院袁野博士在《〈民法典〉视域下死者人格标识之保护》一文中,通过对死者人格利益保护进行理论重构,并结合域外法经验和我国立法、司法实践,进一步深入分析其法律后果、保护期限、特殊死者保护等问题,以期再探死者人格标识保护在《民法典》中的理论基础和规范构造,为理论和实务提供最新的“中国方案”。
一、问题的提出

人格标识系民事主体标表其个性特征的人身识别要素,其既有研究呈现如下特征:其一,域外法制或学说作为重要引鉴来源;其二,部门法域交叉明显;其三,各学说之间的辩与立十分常见。死者系民法上的特殊保护对象,既有研究中死者人格标识保护的专门研究相对匮乏,同时除立法论外,有关侵害死者人格利益法律后果的大部分研究多以原单行法模式下的解释论展开。《民法典》时代,死者人格标识的民法保护如何在新体系和新内容下实现体系协调和教义展开,殊值深究。综上,本文旨在再探死者人格标识保护在《民法典》中的理论基础和规范构造,为理论和实务提供最新的“中国方案”。

二、死者人格利益保护之理论重构

关于对死者人格标识的侵害究竟是对死者自身的侵害还是对死者近亲属的侵害,学界有“直接说”与“间接说”之争。其中“直接说”又以“死者权利保护说”和“法益保护说”为要,“间接说”则集中体现为“近亲属保护说”,具体分析如下。

(一)“间接说”保护之不足

学界既有观点持“间接说”者居多,且有学者指出《民法典》第994条的立场即为“间接说”,但官方未对此表态。实务中,各典型案例的裁判观点亦是在“直接说”与“间接说”之间摇摆不定。同时 “间接说”的自身缺陷亦不可忽视。具言之,在近亲属蔑视或不尊重地谈论死者等特殊情形下,不仅无法自动从死者人格利益受损导出近亲属权利被侵犯,死者人格利益保护亦将面临空白。故另有学者从方法上将“间接说”称为“推定式拟制”,即直接由死者死亡的事实推定近亲属的固有利益受损,但严格来说此种并非规范层面法律后果的拟制,而是说理层面的拟制,其在论理层面采用看似紧密的关联方式来掩盖逻辑上的连贯性,并以此来解读《民法典》第994条的立法者立场,颇显牵强。

(二)“直接说”在精神利益和财产利益的双层重构

在精神利益层面,若采取“死者权利保护说”的保护路径,则与法律关系只存在人与人之间的理念相违背,亦与《民法典》权利能力制度相冲突,于《民法典》语境下无法证立。故采能够突破死者权利能力桎梏的“法益保护说”更为可行。至于权利救济的法律构造,德国Mephistio案确立了代行模式,即近亲属或其他死者指定之人为维护死者利益,享有代为行使保护死者人格利益的权限。德国通说认为其理论构造为(准)信托关系,但基于人格权的不可让与性,其无法满足信托关系要件。故“诉讼担当理论”相对更为契合,即死者近亲属不必成为实体上利益归属的当事人,而是以自己的名义为他人在程序法上主张救济。诉讼担当不同于以被代理人的名义提出诉请的法定代理。此外,诉讼担当又分为法定诉讼担当和意定诉讼担当。前者基于法律规定,后者则契合了自愿原则和意思自治原则。从我国实定法上看,首先《民法典》第994条的文义表述明显偏向于请求权救济风格;其次我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相关规定以及法院的适用也明显对死者著作权中精神利益和财产利益的的保护模式作了区分,前者只是由近亲属代为在程序上主张救济;最后针对意定诉讼担当,可以类推适用《民法典》第174条第1款第3项关于代理人依据被代理人生前授权在其死后继续代理的规定进行漏洞填补。

在财产利益层面,我国并未采取精神利益和财产利益的一体保护,最高人民法院的《民法典》释义也指明,因人格标识的商业化利用及其保护所生的财产性权利可以转让和继承。因此对于死者人格标识上的财产利益,应当解释为死者近亲属继承了对财产利益的损害赔偿请求权,同时在有遗嘱或遗赠扶养协议的场合,应当尊重死者的意思自治。

三、法律后果之具体展开

(一)人格权请求权

《民法典》第995条规定的人格权请求权,指的是人格权受到侵害时被害人可能主张的请求权之集合。由于《民法典》第994条已经确认了死者人格利益保护,故除损害赔偿外,死者近亲属亦能够主张停止侵害、赔礼道歉等责任承担方式。前者要求侵害行为正在进行,后者的适用则须与行为的具体方式和造成的影响范围相当,且有时会与消除影响、恢复名誉一并适用。此外,侵害人格权的禁令制度亦可准用于此场合。

(二)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

若行为发生在被侵权人死亡后,此时精神损害赔偿无法发挥对死者的填补功能,故无从产生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若行为发生在被害人生前,德国法上目前已经认可死者可就其生前遭受的精神痛苦主张赔偿。以对死者生前的侵权行为发生时为评价时点,其法律后果达到“造成严重精神损害”之程度,才产生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同时在我国《人身损害赔偿解释》中已然肯认了精神损害赔偿的可继承性,《民法典》第994条和第1183条第1款也规定,死者近亲属亦可因侵害死者人格标识行为遭受精神痛苦,进而主张精神损害赔偿。但为秉承精神损害赔偿不得滥用原则,应对此类赔偿请求权从严把握,具体考量因素仍以《民法典》第998条为准。此外,《民法典》第996条肯认的违约精神损害赔偿规则,在侵害死者人格标识行为中同样适用。

(三)财产损害赔偿请求权

对于侵害死者人格标识之财产利益的损害赔偿,我国《侵权责任法》第20条创设了实际损失赔偿、获利赔偿和法定赔偿三种方式,《民法典》在此基础上将实际损失赔偿和获利赔偿从先后关系转换为择一的并列关系。由于人格标识的无形性和易受侵犯性,其赔偿性质究竟为何,学界有侵权请求权说、不当得利请求权说、不法管理请求权说和独立请求权说之争。从解释论的角度,《民法典》在体系上已经确立了侵权获利、不当得利、无因管理各自的体系定位,不宜随意跨越导致体系紊乱,将其作为独立的请求权更无必要,故应采侵权请求权说为宜。

同时在特定情形下,法定赔偿须发挥兜底功能。但在实务中:一方面法定赔偿运用过于频繁,导致实际损失赔偿和获利赔偿少有运用;另一方面法定赔偿的数额过低,难以达到预防和震慑效果。故未来在确定法定赔偿标准时,首先应将行为人因侵权所获利润作为首要考量因素,其次应当引入行为人擅自利用权利人的人格标识本应支付的通常合理对价,来作为确定法定赔偿的依据。此外,《民法典》第1182条规定的侵权损害赔偿不属于惩罚性赔偿,在侵害死者人格标识的场合,无法类推适用《民法典》第1185条关于惩罚性赔偿的规定。

四、保护期限之区分适用

按照是否区分死者人格标识之精神利益和财产利益的保护期限,学界可分为统一说和区分说。如前所述,由于侵害死者人格标识之精神利益和财产利益分别对应的是对死者生前法益和继承人财产利益的侵害,故采区分说更为合理。就死者精神利益的保护期限而言,德国实务界主张应结合个案加以确定,此种做法可供借鉴。法院在个案中认定死者人格利益的保护期限应主要考虑以下二因素:一是侵权发生时与被侵权人死亡时的相隔时间;二是死者的知名度和影响力。而关于死者财产利益的保护期限,参酌德国法上的经验,我国现行法宜类推适用《著作权法》第21条规定,以被侵权人死亡后50年为准,当然后续立法中可以结合实际情况确定其他更为妥恰的固定保护期限。

五、特殊死者情形下之利益衡量

《民法典》185条规定了侵害英雄烈士人格利益的民事责任,其与《民法典》第994条乃特殊与一般的关系,特殊之处在于其自带的“损害社会公共利益”要件,这也成为检察机关作为补位型法定诉讼担当的关键,保留了检察机关提请公益诉讼的可能。此外,对英雄烈士人格标识的保护同样包括精神利益和财产利益。尤须指出的是,基于平等原则,符合英雄烈士生前明示或可推知的意思对其肖像、姓名等人格标识的商业化利用也应准许。

六、结论

在民法典视域下,死者精神利益不可转让或继承,只能依托以诉讼担当理论为基础的代行模式来进行保护。法律后果方面,首先,死者近亲属可以代为主张人格权请求权,其主要包括停止侵害和赔礼道歉;其次,死者的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可由其近亲属继承;最后,关于侵害死者人格标识所涉及的获利赔偿,在实务中应当参考侵权人因侵权行为所获利润,若难以查明,则须注重以许可使用费为基准的规范性赔偿。死者精神利益的保护期限宜采个案酌定模式,财产利益则宜采固定期限模式。至于英雄烈士等特殊死者之保护,应在平等原则的基础上,注意其在构成要件和补位诉讼担当方面的特殊性。



(本文文字编辑戴逊。本文未经原文作者审核。本文为中国民商法律网“原创标识”作品。凡未在“中国民商法律网”微信公众号正式发布的文章,一律不得转载。)



文献链接:《〈民法典〉视域下死者人格标识之保护》

[ 参考文献 ]

本文选编自袁野:《〈民法典〉视域下死者人格标识之保护》,载《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22年第4期。
【作者简介】袁野,武汉大学法学院博士后研究人员,法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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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萨日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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