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欢:债务清理上破产法与执行法的关系
2022年9月4日      ( 正文字号: )
文章标签:破产法   民法典   破产申请和受理
[ 导语 ]
      破产法与执行法同为债务清理法体系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在法律史上可谓系出同源。但在中国,破产法与执行法一开始便以独立面貌出现,更未同域外一般经历协同发展阶段。这种历史经验的缺失客观上造成了对二者关系的系统性忽视。可以说,对二者关系的认识不清已成为制约中国破产法与执行法发展的历史余债,一些突出现象至今尚无令人满意的阐释,包括但不限于:其一,如何看待二者存在许多相同或类似问题的客观事实。二者能否相互借鉴,以及是否存在应遵循的特定规律。其二,如何看待广泛存在的“破产案件受理不畅”和“执行程序处理破产案件”现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为推动破产案件受理而确立的执行转破产制度。破产法与执行法的适用范围应如何界分,如何从根本上推动破产案件的受理,执行法在当中又应扮演何种角色。其三,如何看待破产程序与执行程序的迥异特征,以及破产法对执行法的突破。对此,上海财经大学法学院何欢讲师在《债务清理上破产法与执行法的关系》一文中,围绕上述问题展开讨论,以期厘清破产法与执行法的关系。
一、破产法与执行法的制度共性

(一)债务清理的共通属性

从法律史来看,债务清理是破产法和执行法的共通属性。破产法并非实现特定政策的工作。破产法的产生是为了更好地应对困境债务人的债务清理问题,其较之执行法的根本优势在于,当债务人面临财务困境时,能提供一套与之更相适应的概括性债务清理程序。因此,债的概括清理是破产法的本质属性,且同时构成其功能的边界。

(二)破产法与执行法的联动

就债务清理而言,破产法与执行法分享大量共同的问题,涉及债权强制实现的各个方面。因此破产法(包括个人破产法)与执行法必须联动规制。所谓联动,系以一种超越学科樊篱的视角,实现立法、司法及学术资源的有效整合与贯通。其目标除了助力于共同问题的更周延解决,更关键的是确保破产法与执行法在处理共同问题上的逻辑一致性。以豁免财产的界定为例,围绕界定模式的选择及组合、额度限制的设置及调整、财产和费用类型及其细目的划分等,中国的执行立法完全可与个人破产法的探索相联动,以更加科学妥善地应对豁免财产的界定这一共同问题。

(三)破产法对执行法的尊重

在方向上,破产法和执行法在处理共同问题上的逻辑一致性体现为破产法原则上须尊重执行法。破产法是在执行法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这就意味着,不能仅因破产法的产生或破产程序启动而认为执行法不再适用,而应默认尊重执行法上的结果,再去探究有无加以突破的理由。若不考虑法史背景而简单地认为破产法既然有别于执行法,自得随意对执行法加以突破,则不仅违反了其立法宗旨,更与其历史本源相冲突。

二、破产法与执行法的制度竞争

(一)破产法与执行法缘何竞争

破产法和执行法之间的竞争之所以不可避免,一方面是因为破产法和执行法皆为债务清理法的制度,二者的适用范围可能出现重合,另一方面,也与如下两项客观事实有关:其一,债务人的财务困境不可能均通过破产程序来处理,其二,破产法与执行法的适用边界无法人为划定。

国内主流观点认为企业破产程序之所以长期受理不畅,是因为执行法尤其是参与分配制度中平等分配的做法不恰当地替代了破产法的功能。该观点未能意识到破产法与执行法的竞争关系:首先,不论任何国家,只要破产法不具备足够吸引力,以非破产方式化解财务困境并利用执行程序来清理债务都必然更加普遍;其次,由于破产法与执行法的竞争关系属于客观必然,且二者的适用范围无法人为划定,破产法处于竞争劣势本身不能证成执行法有需改进之处,更不应以破产法的实施困境作为执行法或参与分配制度的修改理由或出发点。

总言之,破产法与执行法的竞争关系也具有如下意涵:案件受理不畅这一破产法困境的根源在乎破产法自身而非其他,困境化解的根本途径应从破产法内部探寻,而不应苛责于执行法。类似地,即便现行执行规范或参与分配制度确有问题,也应从执行法内部进行分析,与破产法并不相干。

(二)参与分配制度的重新定位

对破产法与执行法竞争关系的认识不清突出体现在对参与分配制度的定位上。在现行执行规范体系下,参与分配是指申请执行人之外的执行名义债权人,于被执行人财产不能清偿全部债权时,申请加入同一执行程序并平等受偿的制度。基于破产法与执行法的竞争关系,对参与分配制度的定位应回归执行法内部。参与分配从未超出强制执行的范畴,其本质上属于通过同一执行程序处理金钱债权终局执行的竞合。对于统一后的金钱债权终局执行竞合处理规则,最重要的问题仍是立法体例的选择。但无论采取何种体例,都纯属执行法内部的选择,不构成对民事执行优先主义的违反。

(三)推动破产受理的根本路径

对破产法与执行法竞争关系的认识不清也体现在推动破产受理的现有措施上。为解决破产受理难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废除参与分配之于企业法人的参照适用,并确立了“执行转破产制度”。但执行转破产制度仍试图从执行程序这一端来解决问题,其同样将破产法在与执行法竞争中的失败“归咎于”执行法,而不是破产法自身,无法根除破产受理难问题。回归破产法内部,增加当事人破产申请的动机才是推动破产受理的根本路径,才能让破产法在与执行法的竞争中占据优势。要增加当事人破产申请的动机,需通过事前措施激励其适时主动申请破产。以激励措施增加破产法的吸引力是美国破产法的突出特征,其最重要的措施是破产程序的即时启动与重整案件的“自行管理原则”。仅当设有妥善的破产申请激励措施时,破产法的债务清理规则才可能称得上完备。然而,国内破产立法并不重视对当事人动机的影响,更遑论破产申请的激励。

三、破产法与执行法的制度分野

(一)破产法与执行法的不同宗旨

破产法和执行法已出现制度上的分野,可概括为四个方面。在债的实现方式上,执行法是债的个别实现之法,通常仅以单个或有限的数个债权人权益的满足为目标;而破产法是债的概括或集合实现之法,同时面临众多债权人的受偿诉求。在所涉利益冲突上,执行法一般仅涉及债权人与债务人间的冲突,而破产法还涉及债权人相互之间的冲突。在受偿规则上,执行法遵循“时间在先、权利在先”的抢夺规则,而破产法下债权人统一有序地获得清偿。在立法宗旨上,执行法强调债权人个体利益的优先保护,而破产法着眼于利害关系人整体利益的促进。在上述四个方面中,立法宗旨的区别居于决定性地位。尽管破产法原则上应当尊重执行法,但只要对执行法的尊重与其宗旨相冲突,破产法便不必再受拘束。

(二)破产法对执行法的突破

破产法基于整体利益促进的宗旨,得突破执行法的当事人进行主义。当事人进行主义是指执行程序是否及何时开始须依债权人申请,且债权人得单方决定终止。破产法至少要在以下两方面突破该主义的拘束:破产申请人对破产申请不享有任意撤回权;无正当理由未申报债权将丧失受偿权。基于整体利益促进的宗旨,破产法还可以突破执行法的形式化原则。形式化原则基于审判程序与执行程序的区分,强调执行机关不得对执行名义的合法性进行评价。即便执行名义明显不当,也不得对实体法规则加以审查或拒绝适用。

(三)破产程序对强制执行的摒弃

我国破产法对债权的个别实现规定了自动冻结和偏颇撤销两项制度,但有关规定存在大量需厘清的问题。其中最核心的问题是,当个别追偿系通过强制执行的方式时,破产程序究竟可在多大程度上对其加以摒弃。破产法之所以对个别追偿加以冻结,原因有两方面。其一,将债务清理由恶性抢夺转换至有序状态,从而使概括清理成为可能。其二,使债务人财产摆脱债权人之追索,从而可将其用于经济回报更佳之场景。而偏颇撤销之目的“就在于确保个人的选择退出行为不致损害概括清偿程序所能带来的优势”。因此,自动冻结与偏颇撤销两项制度自无需考虑个别追偿是否系通过强制执行或诉讼、仲裁为之,这也是主流国家立法的观点。

四、结语

不论对破产法的完善与执行法的未来制定,还是对债务清理法内在体系的建立,破产法与执行法关系的厘清均有至关重要的意义。破产法与执行法之间既共通又竞争、区别的关系,塑造了破产法与执行法的现代品格和格局,也为后续讨论有关二者关系的具体争议提供了相对明确的框架。统一后的金钱债权终局执行竞合处理规则究竟应采何种立法体例、破产申请激励措施的具体构建这两个分属执行法与破产法内部的问题,也得在此基础上展开进一步研究。另需说明的是,破产法尊重非破产法(包括执行法)的原则与破产法的立法宗旨,均可放到更广的语境下进行理解,其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不局限于破产法与执行法的关系这一范畴。



(本文文字编辑周含笑。本文未经原文作者审核。本文为中国民商法律网“原创标识”作品。凡未在“中国民商法律网”微信公众号正式发布的文章,一律不得转载。)



文献链接:《债务清理上破产法与执行法的关系》

[ 参考文献 ]

本文选编自何欢:《债务清理上破产法与执行法的关系》,载《法学研究》2022年第3期。
【作者简介】何欢,上海财经大学法学院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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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周含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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