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征峰:意定监护中的基础关系与授权关系
2022年10月12日      ( 正文字号: )
文章标签:民法典   意定监护   委托代理
[ 导语 ]
     《民法典》第33条确立了成年人意定监护制度,但只是作出了原则性的规定,缺乏具体的规则和操作指引,导致意定监护的运行面临着诸多障碍。在意定监护中,被监护人行为能力丧失使其呈现出与委托合同不同的当事人利益状态,因此在监护监督制度欠缺的情况下,有必要在准用民法典合同编和适用民法典总则编时给予被监护人以特殊保护,但具体保护规则仍较为零散。如何理解意定监护在整个监护体系中的地位?怎样才能有效厘清意定监护协议、意定监护人职责以及代理权之间的关系?对此,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刘征峰副教授在《意定监护中的基础关系与授权关系》一文中,以现行法秩序为基础,从内外部关系两个层次阐释了我国意定监护的规范体系,为化解混序状态引发的法律规制难题提供了新的思考范式。
一、意定监护设立中的层次区分

(一)对“协商确定监护人”的扩张解释

《民法典》第33条旨在明确“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对自己将来的监护事务预先做出安排,协商确定相关内容”。这种安排和内容确定不应当局限于监护人之选定,还应当包含具体事务的确定,以彰显意定监护制度之价值。在这一前提下,首先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处理意定监护与法定监护的关系。一般认为意定监护相对于法定监护具有优先性,除非意定监护的设立严重损害被监护人的利益。但意定监护的内容也不得排斥法律对被监护人的最低保护。当意定监护所含职责范围较窄,仍应设定法定监护。此外,意定监护还可以附解除条件,解除条件成就时应为其设立法定监护。质言之,法定监护具有补充和兜底作用。

(二)意定监护设立行为的性质

对意定监护设立行为性质进行界定需要对其内容进行类型化的区分。其一,在意定监护协议仅指向法律行为或者准法律行为时,意定监护的设立行为实际上包含了委托这一内部基础关系以及委托代理这一外部授权关系。其二,如果意定监护协议只包含事实行为,意定监护设立行为就不存在代理的问题,意定监护人无须作出或者受领意思表示。

除了以上两种纯粹的类型外,还存在混合类型的意定监护协议,此时需要根据协议内容具体判断设立行为中的基础关系和外部关系。鉴于意定监护协议在基础关系层面难以与普通的委托合同和其他提供劳务的合同相区分,而监护人所承担的责任远甚于这些普通协议当事人,人民法院在进行意思表示解释时应当进行限缩,除非双方在协议中明确约定其中一方承担的是监护职责,否则只应将其解释为普通的合同。

此外,若意定监护协议缺乏《民法典》第33条规定的书面形式,则应当认为意定监护协议不成立。在符合委托合同或者其他合同要件的情况下,从尊重被监护人意愿及保护双方意思自治的立场出发,应当承认能够将其转换为委托合同或者其他合同。

二、基础关系层面对民法典合同编的准用

(一)准用规范的确立

从解释论的立场出发,《民法典》第464条第2款的文义不仅已经排除监护协议的适用,而且明确了参照适用规则,并以立法的形式上升为“准用”。此外,《民法典》总则编并未细化规定意定监护,由此带来了准用《民法典》合同编规范的极大需求。准用不仅指向相关有名合同的规定,而且指向《民法典》合同编通则部分的相关规定。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无论意定监护协议指向内容为何,其基础关系并不是《民法典》合同编所规定的各类有名合同,而是与各类有名合同相似的协议。

(二)准用的限制

《民法典》第464条第2款后半句为准用确定了界限,即须依照意定监护协议的性质来进行个别考察。由于《民法典》第464条第2款属于概括准用,并没有具体指示,立法者所预设的类似性程度较低,因此法官需要根据具体规范内容发现两者在利益状态上是否存在明显的差异,确定其类似性的程度在准用《民法典》合同编的相关规范时,同样应优先考虑被监护人利益的保护问题。例如,针对意定监护协议的任意解除问题,需要根据其生效前后利益格局差异给予不同的评价。此外,在准用《民法典》合同编通则部分的相关规定时,亦应考量意定监护的特殊性及其所隐含的利益状态。

三、授权行为对委托代理规定的有限适用

(一)意定监护与授权行为

在欠缺意定监护协议而仅有授权的情况下,不能解释出代理人与被代理人之间的合意,无法创设意定监护,原因在于:其一,代理授权本身无法对代理人形成约束,代理人仅有权利而无义务与意定监护之保护目的相悖,义务必须来源于基础关系;其二,从效果看,承认抽象授权行为足以创设意定监护,将带来极大的不确定性,被代理人可能在被监护人丧失行为能力后才发现授权,不利于被监护人利益的保护。

此外,不宜将不符合形式强制的补充性授权调整协议纳入意定监护的范围。因而,《民法典》第33条所规定的形式强制之对象不仅指向基础关系,而且指向授权行为。但此种授权可以作为被监护人意愿的一种表达形式,如《民法典》第35条第3款中的“真实意愿”不仅包含意定监护生效后被监护人表达的真实意愿,而且应包括意定监护生效前被监护人表达的真实意愿。

(二)授权范围的确定

如前所述,如果双方在意定监护协议中并未就具体的代理权进行约定,而只是约定了监护人,那么代理权范围应依《民法典》第34条的规定确定。此时,意定监护人所享有的代理权与法定代理权并无二致,但其在性质上仍为概括授权。在被监护人概括授权的场合,我国法律并未将医疗处分排除在外。医疗处分不属于《民法典》第161条规定的例外情形。即使双方未在协议中明确约定此事项,亦应解释为允许,仅监护人行使此项代理权时应受《民法典》第35条第3款的限制。但如果意定监护的范围仅包含财产事务,或者意定监护协议仅有限列举某些人身事务,那么应认为意定监护人并不享有医疗处分权。此外,意定监护所形成的代理权内容不应超过法定监护所形成的法定代理权的范围,否则会对被监护人的基本人格造成损害。

(三)意定监护中代理权的行使和消灭

针对相同事项的复数监护人与被监护人之间只存在一个意定监护协议,所有共同代理人行使一个代理权。“共同监护人”应当共同实施代理行为,欠缺一人之意思表示,代理即不发生效果。单个监护人所作意思表示构成无权代理。在适用《民法典》第186条关于禁止自己代理和双方代理的规定时,例外的允许情况应仅限于被监护人的事前同意,监护人不能代被监护人作出追认。此外,我国法中意定监护人的委托代理权和被监护人配偶的家事代理权可以并存。

若监护资格依《民法典》第36条之规定而被撤销,则监护人的代理权亦应一并消灭。意定监护的撤销会同时产生协议的终止以及代理权的终止两重效力,但不影响既已实施的代理行为的效力。《民法典》第173条第2项所规定的情形不适用于意定监护代理权的终止,此种代理权消灭的原因更为狭窄。此外,由于意定监护的目的在于通过代理制度保护被监护人的利益,故若此时被监护人已能自己实施法律行为,则除授权中有相反规定外,应解释为代理权在监护终止时一并消灭。

四、结论

我国已经步入老龄化社会,《民法典》适时地规定了意定监护制度,反映了“个人的自决及(私人)救济优先于国家救济”的现代监护理念。从比较法的角度看,《民法典》第33条的规定显得过于单薄和模糊。在相关单行法或者司法解释进行具体规定之前,只能通过解释论作业,充分利用现行规定,使该制度发挥其应有的价值。意定监护虽然以尊重私法自治为导向,但是它并不是一种纯粹的私法工具,而必须反映监护的保护目的。在进行参照适用时,必须考虑到意定监护制度对被监护人的保护功能以及被监护人在丧失行为能力后的弱势地位。在缺乏有效的监护监督配套机制的情况下,如果意定监护设立人无明确相反意思,那么应适用法定监护的相关规定,以强化对监护人的约束。



(本文文字编辑刘茜雅。本文未经原文作者审核。本文为中国民商法律网“原创标识”作品。凡未在“中国民商法律网”微信公众号正式发布的文章,一律不得转载。)



文献链接:《意定监护中的基础关系与授权关系》

[ 参考文献 ]

本文选编自刘征峰:《意定监护中的基础关系与授权关系》,载《法商研究》2022年第5期。
【作者简介】刘征峰,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副教授,中国民商法律网授权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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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刘茜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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