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松威:《民法典》视角下权利客体理论的双重构造
2022年12月4日      ( 正文字号: )
文章标签:民法典   民事权利   民事权利客体
[ 导语 ]
      《民法典》“民事权利”章采用直接表述与间接表述相结合的模式,增加了民法学者从权利客体角度理解“民事权利”章的难度。在阐述已经被列举的权利客体,以及推导出没有被列举的权利客体时,民法学者必然面临以下问题:其一,“民事权利”章采用了权利客体概念,却没有定义何为权利客体,导致民法学者对权利客体的理解存在差异;其二“民事权利”章回避了权利客体认定中可能存在的理论分歧,部分法律条文没有列举权利客体,但权利客体的类型统一抑或多样、权利客体得否缺位等问题也并未解决;其三,对权利客体认定的研究没有从有体物的天然确定性中摆脱出来,忽视了个人信息、知识产品、数据、网络虚拟财产等在客体形态上的不确定性,造成了权利客体学说存在严重分歧。对此,吉林大学法学院讲师何松威在《〈民法典〉视角下权利客体理论的双重构造》一文中,通过构造内涵清晰、逻辑统一、认定合理的权利客体理论,从权利客体角度充分阐释《民法典》“民事权利”章,以期解决前述问题。
一、《民法典》视角下权利客体理论的双重反思

(一)权利客体概念的理论混乱及其反思

我国《民法典》效仿德国的立法体例,将权利客体制度集中规定在“民事权利”章之中,但却未定义何为“权利客体”。在语境选择和内涵阐释方面,民法学者关于权利客体概念的理论认识分歧,充分体现了权利客体概念的研究乱象。这种研究乱象表现如下:

1.权利客体概念的语境选择乱象。对于如何阐释权利客体概念,民法学者在法律关系与民法体系之间作出了不同的语境选择。(1)法律关系是由不同当事人参与的社会关系,要求权利主体和权利客体特定化,因此法律关系是一种场景化的语境。(2)民法体系是一种抽象化的语境。作为民法体系逻辑线索的民事权利是由特定权利主体在特定权利客体上抽象出的权利。

2.权利客体概念的内涵界定乱象。围绕如何阐释“权利客体是权利指向的对象”这一定义,民法学者对权利客体概念的研究存在以下问题。(1)对权利客体类型的阐释逻辑不统一。根据权利指向的“对象”的类型是否统一,民法学界存在一元主义和多元主义两种观点,必须进行明确选择。(2)对权利客体和法律关系客体之间关系的阐释逻辑不统一。民法学界存在“包含说”“等同说”和“单一说”三种学说,需要解决这三种学说的分歧问题。(3)对权利客体缺位的阐释逻辑不统一。根据权利如何“指向”对象, 民法学界存在周延理论和不周延理论两种观点,需要明确揭示权利客体缺位存在的原因。

(二)权利客体认定的理论分歧及其反思

权利客体概念的研究乱象延伸到了对权利客体认定的研究之中,相互对立的权利客体学说层出不穷。具体而言,权利客体认定理论在研究方法和研究路径上存在以下缺陷。

1.权利客体认定理论的类物倾向。所谓类物倾向,是指权利客体被刻意塑造成一种形态确定的、客观存在的实体,其上的民事权利则采用了“以物设权”模式。这种类物倾向预设了权利客体在形态上的确定性,但是这一预设不符合客观事实,因为并非所有的权利客体在形态上都是确定的。类物倾向属于权利客体认定理论的一种研究方法缺陷,忽视了权利客体认定中的价值判断。然而,权利客体认定中的价值判断对于一些理论分歧问题的解决至关重要,如人格权客体的判断需要平衡人格权与其他私权、公共利益的关系。所以权利客体认定理论在研究方法上需要避免类物倾向,在界定权利客体形态的同时,关注对法律价值判断问题的研究。

2.权利客体理论的事后认定路径。所谓权利客体理论的事后认定路径,是指在某一类型的民事权利已经或者应当被民法明确规定的情况下,对权利客体认定的研究不是为了在法律关系中清晰地界定当事人的民事权利,而是为了论证民事权利在民法体系中的独立性和合理性。遵循权利客体理论的事后认定路径会大大削弱其功能,具体表现为民法学者关于权利客体的学说争议容易陷入自说自话的窘境,忽视了民事立法应当加强民事权利保护的客观需要。

二、《民法典》视角下权利客体的概念构造

(一)权利客体的概念构造应当以权利思维为逻辑起点

权利客体是权利指向的对象,是物化思维转向权利思维的逻辑结果,所以权利客体的概念构造应当以权利思维为逻辑起点,明确区分物化思维和权利思维。在物化思维中,物处于与人对立的客体位置,既包括各种有体物,又涵盖各种民事权利的无体物,所以物化思维是一种泛化的“所有”思维或者拥有思维。在物化思维转向权利思维的过程中,所有权的客体被限定为有体物,消除了权利上的所有权现象,各种民事权利从无体物的概念中解脱出来,权利所及之处均为个人不可侵犯的私域空间。权利客体的概念构造应当明确指出:权利客体是民事权利的客体,而不是与人二元对立的客体。

(二)权利客体概念的“主体”阐释

权利客体概念的“主体”阐释旨在论述权利客体究竟是抽象还是具体民事权利指向的对象。权利思维与法律关系具有必然关联,但民法体系不一定采用权利思维。对于现代民法而言,法律关系必须采用权利思维,否则民事权利不可能从无体物的概念中独立出来。在法律关系语境下,权利客体是具体权利指向的对象。此外,法律关系是权利客体概念的语境,法律关系自身并不存在所谓的客体。法律关系的内容具有多样性,包含各方当事人的民事权利。

(三)权利客体概念的“指向”阐释

权利客体概念的“指向”阐释,旨在论述具体权利如何指向权利客体。权利目的是指权利人的各种利益,具体表现为各种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的满足;权利客体则是满足各种现实需求的支点、载体和途径。由于满足现实需求的载体和途径不尽相同,权利客体具有类型多样和层次分明的特征。权利人的现实需求不尽相同,相应存在有体物、人格要素、身份要素、知识产品等不同类型的载体。在同一载体上,满足现实需求的途径也不尽相同,所以权利客体具有层次分明的特征,例如为了满足对有体物的特定需求,权利人可以在他人的所有权上设定用益物权、担保物权、租赁权等民事权利。

有些民事权利的直接目的是为了取得其他民事权利,只有在当事人取得这一民事权利后,其现实需求方能获得满足。例如,请求权是权利人为了取得其他民事权利的过渡性权利,不能直接满足权利人的现实需求,自然不存在满足权利人现实需求的支点。权利客体缺位客观存在。

(四)权利客体与民法体系的关系厘清

权利客体与民法体系的关系厘清包括以下两方面:一是权利客体的周延性如何应对权利客体缺位现象;二是权利客体在民法体系中的基础作用如何体现。

权利客体在民法体系中的基础作用以权利客体的周延性为前提。权利客体缺位并不必然导致权利客体的不周延,因为权利客体的周延性不能被理解为有权利必有客体。权利客体概念应当以法律关系为语境,所以权利客体的周延性应当表现为:权利客体完整地呈现法律关系中不同民事权利的关联性。至于权利客体缺位与权利客体的周延性是否兼容,关键在于权利客体缺位是否影响权利客体对民事权利关联性的完整呈现。

与权利主体等其他权利要素相比,权利客体在民法体系中的基础作用十分明显。这种基础作用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1)类型多样的权利客体呈现了民事权利体系的多样性。有体物、知识产品、个人信息等权利客体类型具有不同的特征,某一对象属于何种权利客体类型,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受何种民法规则的保护。(2)权利客体的周延性呈现了民事权利体系的层次性。例如,“土地—土地所有权—建设用地使用权”的权利客体链条,展示了民事权利从所有权到建设用地使用权再到抵押权的依次设立。而这种民事权利的设立顺序,又呈现了我国物权体系从所有权到用益物权再到担保物权的层次性。

三、《民法典》视角下权利客体的认定构造

(一)权利客体的认定构造不应具有类物倾向

所有权在物权中具有最高效力位阶,是一种一般性的、完全性的支配权,这是“以物设权”模式的重要特征。然而,“以物设权”模式在物权以外的民事权利中并不普遍存在。例如,知识产权采用了“以用设权”模式,设权的核心不是权利客体,而是权利客体的使用方式。权利客体的认定构造应当采用合理的认定方法,通过发掘权利客体认定中存在的价值判断,合理地应对权利客体形态的不确定性。

(二)客体形态和法律价值的双层权利客体认定构造

权利客体的认定构造不仅包括权利客体的形态界定,而且需要接受法律价值的剪裁和平衡。一方面,权利客体由民事立法在客体形态上剪裁而成,体现了立法者的价值取向,此外,作为所有权客体的有体物不可避免地受到国家政治制度的影响;另一方面,在法律适用中,权利客体认定需要平衡不同的法律价值取向。

四、结论

权利客体理论是从权利客体角度理解《民法典》“民事权利”章的关键。对于明确列举了权利客体的法律条文而言,权利客体是指特定权利人拥有的特定对象。对于没有列举权利客体的法律条文而言,一方面,权利客体缺位的客观存在决定了此种法条表述模式存在的必要性;另一方面,即便部分法律条文没有列举权利客体,也不妨碍从民事权利的名称中推导出权利客体。因此,《民法典》总则编第五章虽然被冠以“民事权利”章,但是通过直接表述模式和间接表述模式,规定了类型多样、层次分明的权利客体体系。此外,这一权利客体体系具有开放性,这就为保护将来可能出现的新型权利客体提供了法律依据。



(本文文字编辑鲍生慧。本文未经原文作者审核。本文为中国民商法律网“原创标识”作品。凡未在“中国民商法律网”微信公众号正式发布的文章,一律不得转载。)



文献链接:《〈民法典〉》视角下权利客体理论的双重构造

[ 参考文献 ]

本文选编自何松威:《民法典》视角下权利客体理论的双重构造,载《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22年第5期。
【作者简介】何松威,吉林大学法学院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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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鲍生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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