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无民商法学相关文章。

1.数字法学的前提性命题与核心范式

【摘要】数字法学是研究数字社会中可数字化之客体、行为及相关权利义务关系的学科。其前提性命题是数字社会的存在、对数据（含个人信息）的算法处理以及数字伦理对算法的约束，而作为数字社会物质基础的数据及其上的基本法律问题，如个人信息的客体属性、权益属性、权利归属等，构成了数字法学的核心范式。个人信息客体属性、权益属性、权利归属的复合性及基于算法的可计算性特征，决定了数字领域法律关系的多元性、法律救济的特殊性。数字法学的这些特征决定了不能简单将其定性并归入线下社会的某一部门法，而应定位为纵（公法、私法）横（国内法、国际法）兼具、横跨多个法部门的综合性、交叉性、融合性法学学科。

【关键词】数字法学；数字社会；个人信息；算法识别；核心范式

本文选编自《中国法学》2023年第1期，作者彭诚信，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教授。

2.民事案件事实形成中的方法论命题

【摘要】民事案件中，法律适用的“小前提”案件事实形成环节蕴涵了一个“小司法三段论”，基于此，民事法律适用实质上是一个“双阶层司法三段论”。民法证据规范是“小司法三段论”的“大前提”，不仅限于举证责任规范，还包括民法证据方法规范、民事推定规范以及民法证明标准规范。民法证据规范丰富了民法规范的类型体系，提升了民事权利规范、民事义务规范和民事责任规范的可操作性和价值连贯性。应通过对民法证据规范的发现、归类和解释适用促进形成合宜的民法证据思维，实现民事实体法和程序法的沟通和协调。

【关键词】案件事实的形成；民法学方法论；双阶层司法三段论；民法证据规范

本文选编自《中国法学》2023年第1期，作者王雷，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副教授。

3.诊疗人工智能的医疗损害责任

【摘要】与自动驾驶汽车等替代型人工智能应用不同，诊疗人工智能仅为医务人员提供辅助作用，这使其背后的人机关系以及责任承担具有特殊性。诊疗人工智能并未改变现有医患关系结构，但人机协作诊疗模式加剧了医务人员诊疗过失的认定难度。诊疗活动的伦理属性与技术特点决定了诊疗人工智能的辅助定位，应当挖掘当时医疗水平标准背后的合理医生标准，赋予医务人员自由裁量权，同时配置适当的再判断义务，确保机器判断的益处被安全采纳。诊疗人工智能的辅助定位并未消除医疗产品责任的适用空间：在缺陷判断上，脱胎于理性人标准的理性算法标准可以一定程度缓解设计缺陷的认定困境，而对于专业中间人规则带来的警示缺陷证明难题，宜通过强化医务人员的特殊告知义务解决；在因果关系要件上，诊疗人工智能的辅助定位使得事实因果关系与法律因果关系的认定都面临特殊困难，可通过NESS标准以及替代原因理论予以补正。

【关键词】诊疗人工智能；辅助型人工智能；诊疗过失；合理医生标准；医疗产品责任

本文选编自《中国法学》2023年第1期，作者郑志峰，西南政法大学民商法学院副教授、“互联网知识产权治理体系创新研究团队”研究人员。

4.民刑关系问题重述：基于义务违反的视角

【摘要】民刑关系问题的实质，就是对某一危害行为进行刑事违法性判断时，应否以及如何考虑这一行为在民法上判断的结论。违法一元论和违法多元论对这一问题存在不同认识。作为一种违法行为，犯罪是行为人对特定义务的违反，在解决民刑关系问题上应将民事义务违反作为针对个体性权益犯罪违法性判断的一个重要步骤。以义务违反为分析工具，应合理界定民刑关系问题的论域，进而明晰民事义务来源及其规范属性，并寻找可参酌的具体民事义务规范。民事义务违反的判断结论对相关犯罪违法性的证成具有前提性影响，不能将没有违反民事义务的行为作为针对个体性权益的犯罪进行处罚。民法和刑法具有不同的价值取向和法律调整目的，但并不影响两者在解释论层面的基本方向上保持一致。

【关键词】民刑关系；民事义务违反；刑事违法性；刑法解释

本文选编自《中国法学》2023年第1期，作者时延安，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刑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

1.民法学如何讲道理？——以物权变动模式的立法选择为例

【摘要】中国民法学历经“公理”年代和“真理”年代后，迎来了“道理”年代。欲讲好道理，首先需要明确讲的是什么问题的道理，问题不同，不仅道理不同，道理的道理也不同。其次需要确定是为着什么样的目的来讲道理，目的不同，道理就不同，道理的道理也不同。这是民法学讲道理的两个前提性问题，对应着最低限度的学术共识。从立法论角度出发讨论我国民事立法应否认可债权合同与物权合同的区分，属于民法问题中的解释选择问题，讨论者的前见不同，结论就会不同。从解释论角度出发讨论我国民事立法是否认可债权合同与物权合同的区分，也属于民法问题中的解释选择问题，讨论者在法律解释过程中必须尊重法典，尊重历史。

【关键词】民法学问题；立法论；解释论；债权合同；物权合同

本文选编自《中外法学》2023年第1期，作者王轶，中国人民大学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

2.欧盟的规则，全球的标准?——数据跨境流动监管的“逐顶竞争”

【摘要】欧盟的数据政策，对内始终服务于以公平贸易与基本权利为代表的欧盟共同价值观，对外则具有明确的法律输出动机，从附带性输出发展为战略性输出，意在成为全球数据规则和标准的制定者。欧盟数据跨境流动监管表现为两类法律输出途径，一是数据规则的显性输出，以充分性认定和标准合同条款为典型，二是数据标准的隐性输出，以欧洲法院司法审查为代表。欧盟数据监管模式的全球输出是数据监管全球趋同的范例，对此，传统法律移植、私人法律移植、规范性力量和布鲁塞尔效应可以提供多元理论解释。欧盟模式的全球化表明，数据规则和标准越严格，法律趋同越容易实现，现阶段数据跨境流动的全球监管也确实呈现“逐顶竞争”趋势。但在全球价值链下，特定数据监管模式的全球扩张暗含价值提取逻辑，欠发达国家恐面临“数据殖民”风险，强监管的局限性和破坏性尚未被充分识别。市场才是全球数据监管竞争的底层逻辑，我国应对数据市场松化监管，坚持自由市场和合同自由原则，为数字产品和服务的典型合同设置任意性规范，为数字产品和服务提供替代市场。

【关键词】数据监管；数据跨境流动；GDPR；法律移植

本文选编自《中外法学》2023年第1期，作者金晶，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副教授。

3.债的概念：解构与重构

【摘要】德国民法体系将合同、侵权、不当得利合称为债，并认为债编总则是三者提出的公因式，忽略了三者的根本不同。即令三者都有债权、债务，物权法也同样产生此种法律关系。因为所有债之法律关系的特征，都可以用以描述物之法律关系，物债二分之说无法成立。物权和人格权对世产生原生义务，合同在缔约人间产生原生义务。应以对世、对人的区分、排他程度高低、法律关系之中介等三条轴线，取代物债二分。不当得利与侵权责任都是原生义务未被履行后，转化成的次生义务，与合同、财产、人格是不同层次的概念。在《民法典》第118、468条下重构债的概念之方式为：债权就是请求权，而债是合同关系、物上关系、人格关系之上位概念。若日后《民法典》有大幅修改的契机，则应删除债的用语，告别债的概念。

【关键词】对世；原生义务；次生义务；侵权责任；霍菲尔德

本文选编自《中外法学》2023年第1期，作者张永健，康乃尔大学法学院东亚法讲座教授。

4.独立董事的法律义务与责任追究：国际经验与中国方案

【摘要】康美药业案具有促使独董勤勉尽责的积极意义，但赔偿责任比例和数额等方面存在改进空间。美国独董义务体系比较完备，可分为四大类，现实中独董很少被追责，主要依赖声誉机制进行激励约束。由于国情存在诸多重大差异，我国不宜直接照搬美国经验。2022年的证券虚假陈述司法解释大幅降低独董民事责任标准的做法值得商榷。一股独大并非我国独董制度的本质缺陷，关键在于完善法律责任体系，其路径不应是限缩独董职责范围，而应优化责任标准，保持适当的责任压力，促使公司选任优秀独董，让其发挥市场信号和公司治理的作用。我国应统筹改革公司法和证券法，健全独董义务体系，适当设定法律责任标准，引入董事责任保险，并以独董从公司所获薪酬总额的5倍作为责任限额，在促使独董勤勉尽责与避免寒蝉效应之间取得平衡。

【关键词】独立董事；康美药业案；董事义务；证券虚假陈述；董事责任保险

本文选编自《中外法学》2023年第1期，作者黄辉，香港中文大学法学院讲席教授。

5.论物权变动的“清偿模式”

【摘要】假如中国法就买卖合同履行时的物权变动不采无因性模式，那么，由于可从清偿视角分析物权变动，独立的物权行为概念就是不必要的。由此，即无必要采取有因物权行为的模式。在基于法律行为的物权变动中，可停留于“清偿”“抛弃”等概念的中度抽象状态。就履行过程中的意思瑕疵，基于清偿作为法律行为的视角，清偿概念可解决物权行为概念能够且应当解决的问题，而物权行为概念并不能解决清偿概念能够且应当解决的问题。因此，独立的物权行为概念对于问题的解决既显不足，又显多余。另外，自清偿视角看，通常对于所谓债权形式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的描述是不准确的，因为仅依债权行为和形式并不足以解释物权变动之发生，须辅之以清偿视角，即买卖合同之清偿导致所有权变动，清偿既包括交付等事实行为，也包括法律行为下的清偿意思。所有权变动的意思包括在清偿意思中。此种模式不妨称之为物权变动的清偿模式。

【关键词】债权形式主义；物权行为；无因性；契约原则

本文选编自《中外法学》2023年第1期，作者孙维飞，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学院副教授。

1.实际股东的学理解释及主要类型

【摘要】股东资格与股东权利相互影响。如具备股东资格，可以推定其享有股东权利，但权利的实际行使也可导致资格的确认。股权在三种层次上被混用：出资份额或股份、依附于出资份额或股份的广义上的类别权利、股东权利。对股权享有利益的人包括名义股东、实际股东以及股权利益分享人。名义股东为法律上的股东，享有法定利益。实际股东享有股权的受益性或物权性利益，而股权利益分享人的利益主要是契约性或身份性利益。根据实际股东与名义股东或公司之间的关系是否是信义关系，实际股东又可以分为受益股东和非受益股东两大类。应当在厘清股东资格、股东权利以及股权等概念的基础上识别实际股东，平衡其与名义股东之间的关系，并维护其合法权益。

【关键词】股东资格；股东权利；名义股东；实际股东；股权利益

本文选编自《法学》2023年第2期，作者葛伟军，复旦大学法学院教授。

2.《民法典》体系下共同担保人分担责任之实质理据

【摘要】共同担保人之一对债权人承担责任后，可以同其他共同担保人分担责任，这不仅在《民法典》上有充足依据，而且符合民法的内在价值。《民法典》中连带债务、连带责任人追偿权一般规范及代位规范适用于作为特别情形的共同担保。连带债务不以债务人有意思联络为要件，无意思联络不足以否定共同担保人之间的追偿。连带债务虽属对意思自治原则的偏离，但通过追偿权的配置，最终回归于意思自治原则的本旨，而不真正连带债务理论中的否定追偿说彻底背离了意思自治原则。肯定共同担保人内部分担是有效率的默认规则，有助于减少交易成本和案件处理成本。对照《民法典》中体现公平价值的诸多制度可见，肯定论与之更为相契。否定共同担保人内部分担的见解，不符《民法典》体系与价值，有违意思自治原则，既不公平又无效率，诱发诸多道德风险而无可行的防范对策。

【关键词】民法典；共同担保；共同保证；追偿权；代位

本文选编自《法学》2023年第2期，作者李宇，上海财经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3.一身专属性理论视角下的数字遗产继承

【摘要】数字遗产的属性争论对于数字遗产可否继承并无实质意义，难以解释人格性数字遗产的可继承性问题。将数字遗产区分为财产性数字遗产和人格性数字遗产从而区分可否继承的分离理论难以自圆其说。我国《民法典》第1122条第2款“根据其性质不得继承”之规定应解释为具有一身专属性的数字遗产不得继承。以金钱给付以及可转化为金钱给付为权利义务的数字遗产可以继承，人格性数字遗产并非完全不能继承。网络服务合同中“不得继承”的格式条款并非当然无效，至于是否构成网络服务提供者的抗辩事由，则需要查明网络服务提供者和网络用户之间的信任、能力和技术状况，尊重网络用户的意思。通信秘密不能成为数字遗产继承的抗辩事由，而继承人可能侵害被继承人死后人格权的要件事实可以作为网络服务提供者的抗辩事由。

【关键词】数字遗产；一身专属性；死后人格权；通信秘密

本文选编自《法学》2023年第2期，作者张挺，杭州师范大学沈钧儒法学院副教授。

1.论个人信息保护请求权的行使

【摘要】个人信息保护请求权是为保护个人的知情权、决定权等个人信息权益及其最终保护的若干基本人权、宪法上的权利与自由、民法上的人格权等而设立的程序性权利。《个人信息保护法》第50条规定了个人信息保护请求权的具体行使方式。个人就个人信息保护请求权提起诉讼的，应以个人信息处理者拒绝其行使权利的请求为前提。人民法院处理个人信息保护请求权纠纷，应依据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对个人信息处理者拒绝个人行使权利的正当性进行审查。符合行使个人信息保护请求权的起诉条件的，个人可以就维护权利的合理费用一并提出损害赔偿请求。个人因个人信息被侵害受到人身、财产损害的，可依据《个人信息保护法》第69条的规定直接提起诉讼，不以向个人信息处理者先行提出损害赔偿请求为前提。

【关键词】个人信息保护请求权；《个人信息保护法》第50条；前置程序；损害赔偿请求权

本文选编自《政法论坛》2023年第2期，作者张新宝，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

2.民法典“夫妻一方事后追认”制度研究

【摘要】依据《民法典》第1064条第1款，夫妻一方与第三人订立的合同若得到夫妻另一方的事后追认，合同债务则属夫妻共同债务。就夫妻一方与第三人订立的合同哪些需要追认而言，应被限定在取得、管理、处分夫妻共同财产依法必须征得夫妻双方同意的合同。就夫妻一方与第三人订立的合同在追认之前的法律效力而言，应该否定对订立合同方配偶单独生效、合同无效、合同可撤销的立法，而应规定合同效力待定。就夫妻一方与第三人订立的合同在追认之后的当事人而言，应该否定追认方配偶变成当事人的立法，而应规定只有订立合同方配偶系一方当事人。就夫妻一方与第三人订立的合同能否得到其他补救而言，应该补充规定夫妻另一方事先同意和实施禁止反悔的行为。

【关键词】夫妻一方事后追认；效力待定；事先同意；禁止反悔

本文选编自《政法论坛》2023年第2期，作者张学军，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教授。

3.论股东派生诉讼审查程序的构造机理与规范路径

【摘要】我国股东派生诉讼规定中仅有前置请求程序而无审查程序，对于股东起诉不构成实质性障碍，无法实现提前过滤无价值诉讼的功能。在当前公司法修改背景下，股东派生诉讼的生长土壤和发展路径将发生变化，制度潜力逐渐展现，股东派生诉讼增设审查程序将在顺应股份有限公司制度扩张需要、促进公司监督机关职能发挥、协调诉讼动力不足与滥用诉讼之间的矛盾等方面，对我国当下公司治理水平的提高发挥作用。2021年《公司法修订草案》中关于公司组织机构及相关内容的多处修改，为今后股东派生诉讼程序的改革提出了新命题。在考察借鉴英美国家股东派生诉讼审查程序的构造机理基础上，建议通过增加公司内部审查回应流程、探索外部独立审查制度、建立司法预先审查机制的路径，设置我国股东派生诉讼审查程序规范。

【关键词】审查程序；股东派生诉讼；审查标准

本文选编自《政法论坛》2023年第2期，作者王丹，北京建筑大学城市经济与管理学院副教授。

4.表见代理司法裁判中法官集体行动逻辑实证研究

【摘要】通过对最高人民法院及全国各高级法院2014—2021年1362份判例的实证考察，揭示了表见代理司法裁判中的法官集体行动，具体表现为外观法理泛化适用、构成要件实用认定及判断标准续造修补。集体行动背后的逻辑是裁判者基于多重后果考量而进行能动司法，同时个案判决认知在多个司法交互场域中互相影响和递归，进而演化出司法裁判“自创生系统”。表见代理司法裁判的“切片样本”分析还表明，本土未来的民法解释体系可能会走向日趋成熟的法学理论、“自上而下”的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及指导性案例以及“自下而上”的法官集体行动司法造法三方“共治共构”的路径。

【关键词】表见代理；外观主义；能动司法；自创生系统

本文选编自《政法论坛》2023年第2期，作者廖振中，西南财经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西南财经大学金融法研究中心研究员。

1.罹于时效的主动债权可否抵销?

【摘要】对于诉讼时效已经届满的债权能否作为主动债权抵销的问题，《民法典》第568条虽然没有明确作出规定，但从《民法典》的相关规定来看，可以解释出《民法典》实际上否定了时效届满的债权可以作为主动债权抵销。一方面，罹于时效的主动债权可以抵销不符合诉讼时效的制度功能和相关规则，该观点以承认抵销具有溯及力为前提，而承认抵销具有溯及力会造成债权债务关系的不确定性，损害当事人的合理信赖。另一方面，罹于时效的主动债权可以抵销也不符合《民法典》所规定的抵销通知必须到达才能生效的规则。因此，诉讼时效已经届满的债权不得作为主动债权抵销，但不妨碍其作为被动债权抵销。

【关键词】主动债权；抵销；诉讼时效问题的提出

本文选编自《现代法学》2023年第1期，作者王利明，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

2.隐私政策的多维解读：告知同意性质的反思与制度重构

【摘要】基于隐私政策的告知同意是个人信息保护的核心制度，但对其性质应当进行反思，对其制度应进行重构。告知同意在不同国家和地区具有合同、声明、基本权利合规等多重特征，在我国也应被视为多维制度工具。仅从意思自治角度看，告知同意面临信息过载、决策过频等难题，即使进行制度改进，也无法实现个体的充分知情和明确同意。但隐私政策的阅读对象不仅是即时交互场景下的个人，也包括企业内部人员、市场评级者、执法司法者和非交互场景下的个体。隐私政策可能充当信息处理者的合规章程、市场声誉信息机制的媒介、司法诉讼与行政执法的依据、赢取个体信任与进行隐私教育的工具。应解绑告知与同意，适度放松同意要求，但应强化对隐私政策的告知要求。隐私政策对外可以采取不同提醒方式与分层架构，对内应成为内嵌到不同部门与产品的合规指引，在形式上采取基于风险的模块化披露。

【关键词】隐私政策；告知同意；个人信息；意思自治；公私法融合

本文选编自《现代法学》2023年第1期，作者丁晓东，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

3.论“人走股留”纠纷裁判规则的适用困境与改进

【摘要】有限责任公司“人走股留”纠纷裁判规则，在资本与治理两个层面破除了“人走股留”型股权回购的合法性障碍，积极效应显著。然而，其因财源审查规则缺位，极易导致公司因回购股权而陷入资本维持困境；因股东压制排除规则精准度不足，未能有效避免公司对员工股东实施“掠夺式回购”。“人走股留”纠纷裁判规则之改进，在资本层面，应区分非减资型回购与减资型回购适用不同的财源审查标准；在治理层面，应以股权激励自治而非人合性为依据作目的正当性审查，摒弃初始章程与修订案二分的授权依据审查逻辑，以员工股权回购或内部转让的受限程度为依据作合比例性审查，以“比例分配规则”填补公司自治性方案的计价漏洞。在尊重公司章程自治的前提下，最大限度保障员工股东的股东资格不被肆意剥夺，股权转让权与公平交易权不被侵犯。

【关键词】人走股留；公司章程；股权回购；股东压制

本文选编自《现代法学》2023年第1期，作者吴飞飞，西南政法大学经济法学院副教授。

1.论我国民法上遗产诉讼的主体

【摘要】在遗产诉讼及未来我国自然人之遗产破产中，谁是诉讼主体（尤其是谁是被告和被申请人）的问题，在我国民法典之继承编中并不清楚。首先要确定的是：概括继承原则还是个别继承原则？尽管我国公司法与合伙企业法也规定有个别继承，但从民法典第1121条及第1147条之规定看，概括继承应该是我国继承的一般原则。因此，继承人全体也就自然成为遗产诉讼的主体。尽管我国民事诉讼法理论上将诉讼主体区分为实体主体和程序主体，但是，我国2006年破产法已经否定了“程序主体”的这种做法——破产管理人只能以破产债务人（破产企业或者其他债务人）的名义起诉和应诉。因此，遗产管理人不能成为诉讼的主体，尽管他可以启动程序——这是其职责所在。但是，如果对遗产开始破产程序，由于“限定继承”的适用，必须把继承人的个人财产同遗产区分，就不能把继承人作为被申请人，只能针对遗产本身。因此，我国未来个人破产程序中必须有一个在继承人团体与每个继承人之间的阻隔主体——国外称为“破产财团”（我国未来如何称谓待定）。另外，在我国民法典规定无人继承财产归国家或者集体经济组织所有的情况下，国家或者集体经济组织也有可能成为遗产债权债务关系诉讼的主体。

【关键词】遗产；继承人；遗产破产；遗产管理人；概括继承；个别继承

本文选编自《比较法研究》2023年第1期，作者李永军，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教授。

2.遗嘱设立居住权研究——基于继承法与物权法的交叉视角

【摘要】我国民法典第371条规定遗嘱设立居住权参照适用合同设立居住权的相关制度，该条不恰当地使用了参照技术，割裂了居住权的同一性，也忽略了法律适用的复杂性。遗嘱设立居住权的意义在于以人役权为特征的物权规则与继承法的衔接适用问题，两者的协作体现为三个方面：首先，在遗嘱中居住权的内涵判断以及居住权创设的时间方面，应当优先适用继承法的规则，即无相对人的意思表示解释以及当然继承原则；其次，在遗产债务清偿、遗产管理以及转继承规则的适用方面，应根据居住权的人役性进行调整；最后，在物权法中居住权的义务规则缺失的情况下，应该在继承法和居住权制度之外类推质权人的用益规则与地役权滥用消灭制度。

【关键词】居住权；无相对人的意思表示解释；当然继承；居住权滥用

本文选编自《比较法研究》2023年第1期，作者肖俊，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副教授。

3.公司债权人保护：以不当交易的规制为中心

【摘要】我国公司法正在修订，其中涉及资本规则及公司债权人保护等重大问题。比较法上，美国已从资本维持转到偿付能力测试，主要依靠《统一可废止交易法》及董事信义规则对债权人进行保护。德国有限责任公司法坚持传统资本维持原则，并以此保护债权人利益，但又规定了董事防止偿付不能交易义务。我国公司法应当考虑部分引进偿付能力测试，与企业破产法的董事防止偿付不能交易规则相衔接，并呼应民法典以及企业破产法的交易废止规则。

【关键词】资本维持；偿付能力测试；债权人撤销权；董事信义义务

本文选编自《比较法研究》2023年第1期，作者邢海宝，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

1.意思瑕疵定位下显失公平制度的动态体系论适用

【摘要】由于显失公平的主客观要件均存在一定的概括性与弹性，以动态体系论弹性评价显失公平要件的充足度有其合理性。显失公平的内在原理不是公序良俗，而是公平原则与意思自治原理；公平原则提供制度渊源上的依据并正当化其客观要件，意思自治原理支撑其主观要件。以“动态体系论”弹性评价显失公平要件的充足度，当侵扰对方意志自由的程度很高时，结果失衡的充足度可适当降低，这是因为显失公平的支撑原理以意思自治原理为主导，公平原则为补充。为降低主观要件的证明难度，可适当采取表面证据规则，在一方当事人处于危困状态等不利情势而结果显著失衡时，推定对方有对此加以利用的事实。

【关键词】显失公平；公序良俗；公平原则；意思自治；动态体系论

本文选编自《政治与法律》2023年第1期，作者王文军，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教授。

（本文文字编辑马国杰。本文为中国民商法律网“原创标识”作品。凡未在“中国民商法律网”微信公众号正式发布的文章，一律不得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