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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24、25条是针对实际出资人和名义股东之间关系问题作出的规定，但是，《公司法》是商事特别法，关于实际出资人和名义股东之间的关系问题，《公司法》没有明文的规定，在此情形下，究竟是用民事基本法的一般规则补充适用，还是将其视为商事特别法的漏洞予以填补，这无疑成为最高法作出司法解释时无法回避的问题。下文将以《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24、25条为例，从法律适用的角度，对民法和商法的适用关系问题作出方法论上的诠释。
一、检讨“第24条”的解释路径，厘清民商二元关系
由于各种原因，实践中经常出现当事人出资却不出名，将出资人登记在他人名下的情况，于是出现了实际出资人和名义股东的概念。但两者之间订立的合同效力如何、实际出资人的地位如何，是否具有股东资格，这本身就是值得讨论的问题。
实际出资人和名义股东之间的合同称为隐名投资合同或代持股合同，该类合同《公司法》没有作出特别规定，依照法律适用原则，能否适用合同法的一般规则呢？它不属于《合同法》中规定的有名合同，因此民法关于法律行为的规定和《合同法》总则的规定都有适用的余地。《合同法》上所称的合同不包含身份合同，规范的仅仅是债权合同。而隐名投资合同既包括了债权属性的内容，又包含了身份属性的内容。这就意味着隐名投资合同具有双重性质，即包含了债权债务关系和股权变动身份关系的二元法律关系，《合同法》并不能管辖隐名投资合同的全部法律关系。
《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24条区分了隐名投资合同的效力和股权变动两种不同的法律关系，并为这两种法律关系建立了不同的法律规则。隐名投资合同中的债权债务关系在《公司法》没有特别规定的情形下，可以适用民法和合同法的一般性规定，而有关实际出资人股权变动的身份关系在《公司法》没有规定的情况下，则构成了商法上的漏洞，应采取法律漏洞填补的方法予以补充。这是隐名投资合同二元法律关系下司法解释应当采取的解释路径。
《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24条则是将整个隐名投资合同和实际出资人股权变动区分开来，在法理上不够清晰，应当从隐名投资合同的二元法律关系出发，对这两种法律关系分别加以解释，以解决法律适用的问题，从而使该司法解释的规定具有方法论的基础。
二、反思“第25条”的解释依据，公司法优先与民法补充
对于第25条，引起的反思是：名义股东处分股权的行为到底有无参照《物权法》第106条的空间。
起草《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的有关负责人对第25条的规定给出的理由是：“《公司法》第三十二条第三款规定股东姓名或名称未在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所以第三人凭借对登记内容的信赖，一般可以合理地相信登记的股东（即名义股东）就是真实的股权人，可以接受该名义股东对股权的处分，实际出资人不能主张处分行为无效。但是实践中，有的情况下名义股东虽然是登记记载的股东，但第三人明知该股东不是真实的股权人，股权应归属于他人（即实际出资人），在名义股东向第三人处分股权后如果仍认定该处分行为有效，实际上就助长了第三人及名义股东的不诚信行为，这是应当避免的。所以我们规定实际出资人主张处分股权行为无效的，应按照《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规定的善意取得制度处理。”这不免让人产生疑惑，《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24条才说到实际出资人请求变更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于股东名册、记载于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登记的，应经公司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但为什么紧随其后的第25条就立刻承认实际出资人即为真实的权利人呢？
原则上应推定名义股东为合法的股权人，只是在例外的情形下，即实际出资人经公司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后，才能认定实际出资人为真实的股权人。也只有在这种例外的情形下，股权的善意取得才能成为可能。参照《物权法》第106条的规定判断名义股东的处分行为时，不能无视《公司法》第71条的存在，相反，公司法上的这一规定属于特别法的规定，还应当优先适用。显而易见的是，《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25条完全抛弃了这样的解释逻辑，在名义股东处分登记于其名下的股权时，《公司法》第71条失去了应有的规范意义。
司法解释首先要尊重《公司法》关于股权的特殊性规范，在对名义股东处分股权的行为补充适用物权法上的规定时，应站在公司法立法者的地位，遵循稳妥的学说，作出合乎公司法立法意旨的解释。
我国采用的是民商合一的立法体例，“特别法优于一般法”是适用的原则，有必要对没有明文规定的商事特别法作出甄别，探究是否属于商法的漏洞问题，而不能简单地适用民法的一般规则。这不仅是立法和司法面临的任务和使命，更是商法学研究面对的重大课题。
（本文作者：郭丽娜，本网原创作品，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