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近代以来中国科技落后于西方的原因，国外中国问题专家有不同的论述。例如，英国学者李约瑟（Joseph Needham）认为，这主要是源于一些文化因素（如道家等无为而治的思想）阻碍了科技的创新。美国学者费正清（John Fairbank）则认为这是源于政治的因素，认为封建专制禁锢了人们的思想。还有人则认为其源于经济因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影响等。这些说法都不无道理，但是似乎仍然无法穷尽这一现象背后的深刻原因。比如李约瑟撰写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一至四卷，详细记载了中华民族对人类科技发明的贡献，但他也留下了著名的“李约瑟之谜（Needham Puzzle）”，即为什么近代科学不是在中国而是在文明相对落后的15世纪的欧洲产生？其谜底到现在仍然没有揭开。

我个人以为，中国人缺乏创新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根深蒂固的官本位思想、官本位文化。儒家思想成为正统学说之后，“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而所谓读书，也不过是四书五经，诸子百家之类，读书的目的也主要不是为了知识创新，而是为了获得一官半职。孔子曰：“三年学，不至于谷，未易得也。”意思是说，读书学习三年却不滋生从政做官的念头，这种境界是很难得的，这也说明，我国古代读书人读书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做官。官本位主导了中国文化，让其他一切现象都成为了文化的末流。

科举制度更是固化了这种趋势。中国从隋朝开始实行科举制度，尽管开科取士、选拔人才也算是现代考试制度的发端，但它带来的副作用却极其深远广泛。科举制度不是鼓励大家创新创造，而是对“四书五经”单纯地背诵记忆，尤其是与科技创新基本没有关联。榜上有名的人，一般就能够得到一定的官位，从而进入仕途官场。从此之后，读书人最大的价值追求就是“金榜题名”，而金榜题名意味着人生从此得以踏上仕途，也会因此获得最大的物质利益保障。常言说，“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官员出行，或四抬大轿，或八抬大轿，前呼后拥，尽显尊荣，光宗耀祖，这也使读书之人趋之若鹜。既然读书的目的就是为了做官，还有谁会去搞科技发明呢？我国历史上流传的一些经典戏曲就保持了这种官本位文化色彩。比如西厢记、秦香莲等都是讲述“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的“学而优则仕”的故事。由此可见这种文化之根深蒂固，已经浸淫到我国知识分子的骨髓。

历史上，中国也曾拥有“指南针、火药、印刷术、造纸术”这“四大发明”。但很可惜，这些发明创造并没有进行很好的转化和再创造，这些早期的科技辉煌并未形成科技创新的文化传统。正如鲁迅在《电的利弊》一文中描述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社会现象：“外国用火药制造子弹御敌，中国却用它做爆竹敬神；外国用罗盘针航海，中国却用它看风水；外国用鸦片医病，中国却拿来当饭吃。”

中国缺乏科技创新的文化的原因还在于，创新文化对社会宽容度的要求，与中国的官本位思想并不相符。一方面，科技创新缺乏环境和制度激励。如果某个读书人不致力于考取功名，而是热心发明创造，不仅社会难以理解，其家人和家族也会将其视为热衷“奇技淫巧”、“玩物丧志”的异类。另一方面，中国社会也欠缺容忍创新失败的文化氛围。举一个例子，东汉张衡发明地动仪时，经常被人认为是骗人把戏，遭人嘲笑。如果不是因为一次地震预测成功，张衡的地动仪发明或许永远无法流传后世，他也很可能要永远戴上“骗子”的帽子。事实上，尽管张衡取得了巨大成功，但依然无法得到重用，其价值也未被社会广泛认可。所以，官本位文化和官本位思想及其对科技发展的影响或许能够很好地解开“李约瑟之谜”。

官本位文化延续到今天，仍然在严重束缚着我国创新事业的进步。官本位的消极影响也仍然广泛存在于各个社会群体：比如，许多知识分子的思想中，仍然是以做官为追求、为人生价值目标。反过来，许多官员也认为，对一个科技人员或知识分子成功最大的奖赏，就是给个一官半职。据媒体报道，一些地方就规定：凡是取得一定成果的科研人员，可以提拔到相应的正处级、副处级等领导岗位。不少优秀的青年才俊在科研中取得成绩后，也希望获得相应的行政职务，甚至将获得高官厚爵、衣锦还乡视为人生最大的成功。在我国，行政权力配置社会资源的现象普遍存在，科技领域同样难以避免。有了一定官位，会对拿课题、评奖、获取相应学术头衔等都带来好处，这更使得一些科技研究人员对官场趋之若鹜。一些学术性称号如院士等，有行政职务就会有更多资源来争取，行政职务本身在评定中也占有一定权重。这都加剧了全社会对官位的追求，而不是对科技创新的追求。遗憾的是，许多科研人员本来在学术上极有成就，一旦进入官场就成了“华威先生”：大量的时间不是用在会场上，就是用在去开会的路上，学术从此被荒废。

其实，官场与科技创新是两个不同的领域，虽不无关联，但本质上明显不同，甚至是截然相悖。官场要求遵守层次规范、遵循命令服从，而科技创新则强调独立判断、独立思想。科技创新需要多元化视角，正是通过不同方向的思考检验和测试，才可能找到突破方向和手段。这意味着：多元化思考的程度越高，视角越广阔，产生突破的概率就越大。而官场文化中，虽然也讲求管理创新，但管理的有效性取决于服从与被服从的关系。这就决定了官场交往与思考不可能满足科技创新的要求。官场文化越浓、官本位思想越占据社会主流，创新文化就越会被边缘化，有创造潜力的技术也很难得到发挥运用。

官本位文化对科技创新的妨碍是重大的。首先，该种文化遏制了科技创新人才的科技创新精神。那些具有科技创新潜力的人才，本可以在科技创新方面取得更大成果，但刚取得一定成果，即进入官场，时间与精力不能再专心从事科学研究。其次，该种文化给科技研究带来浮躁之风。因为官本位文化让不少年轻人看到做官的好处，对官场趋之若鹜，使得科学研究之路成为进入官场之路、晋升官职之路。这些学者更重视研究的短期效应，对于那些需要花费大量时间，研究成果尚不能确定的疑难问题可能退避三舍。本来，科技研究需要潜心、静心、专心投入到相应领域的研究与实验之中，爱迪生说：“天才是百分之九十九的勤奋，加上百分之一的灵感。”科技创新必须做到淡泊名利、热情执着，万万不能图短期效益、过于功利。最后，官本位文化与宽容失败的创新精神不相符。科技创新可能历经多年仍无法取得成功，但这些“失败”对未来的科技创新仍然有重要意义。但是从官本位的角度来说，短期内没有取得成果就是失败。官本位只强调研究结果，所谓“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官场注重人际关系的交流，而科技创新注重潜心的深思研究，而不需要过多的人际交往、交朋结友、迎来送往。官场往往与人的情感联系在一起，是一种主观视野，而科技则更关注自然界的问题，客观性较强。官场文化要求遵守既有规则。科技创新需要一种突破既有、打破成规的心理，强调发挥自由思想、发挥个人兴趣。这些都是造成创新氛围难以养成、创新文化难以普及、创新成果难以涌现的重要原因。

习近平同志指出，一项工程科技创新可以改变世界。要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真正培育科技创新的文化。幸运的是，这些年来，全社会已经认识到官本位思想对科技创新的负面影响。据媒体报道，新一届的院士增选已经向行政级别说不。在其评选细则中更是明确规定，“处级以上干部不得成为候选人”，这将有利于从根本上祛除官本位思想对科技发展的束缚。要真正鼓励科技创新，不是让这些优秀的科研工作者担任过多过高的行政职务，更重要的是给他们资源支持，鼓励他们把更多时间用在科研上。

作者：王利明 中国人民大学常务副校长 

稿件来源：王利明《法治：良法与善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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