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公开征求意见的《民法总则（草案）》提交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后，引发各界热烈讨论。该总则民事主体部分，除法人外新增“非法人组织”；此外将法人分类为“营利性法人”和“非营利性法人”。这究竟是背离传统的冒进之举，或是求新求变的高明创新？值得探讨。

从背景来看，大陆法系国家重视塑造法律系统与体系，强调法律概念与分类的精确性与完整性。因此民事主体的概念与分类不仅应符合现代法制的逻辑思维，更应反映市民社会的基本价值。尤其中国大陆采民商合一原则，民事主体的规定不但涉及个人的基本权利，更攸关经济发展。作为民法典的顶层设计，法人制度应呈现兼容并蓄的宏大格局。

法人概念的形式与实质

法律自始以人为本，其后社会日趋复杂，各种组织先后出现，民法乃创设“法人”概念以为因应。尽管社会组织不若自然人有七情六欲，但的确具有人的某些特征。以阿里巴巴公司为例，它不但财产与员工众多，而且有喜好（如崇尚金庸人物之性格），动见观瞻、备受瞩目，成长亦十分茁壮。此外法人透过领导人与发言人同社会沟通，能发挥重大经济与社会影响力。甚至在欧美国家，公司法人还涉及政治献金与言论自由议题。由此可见，将某些社会组织——特别是正式大型组织——比拟为法人，的确是符合社会通念的创意，因此各国法制多承认类似概念。

但是观念上接受法人概念是一回事，如何精确定义法人又是另一回事。19世纪末德国创设法人“实在说”与“拟制说”抽象理论，依权利能力、责任能力等标准，于民法典统一规范法人；20世纪初英美研拟如法炮制，但以其过于空泛、不切实际而作罢。时至今日，各种组织如雨后春笋出现，更突显传统僵化定义不合时宜，因此各国立法时多加变通；例如美国依事务性质（如租税）与组织特性做个别规定（甚至公司得享有宪法基本权利）。大陆法系的韩国也修法承认法人与非法人两种主体。尽管此种“甲或非甲”的套套逻辑并非高明创意，却也实用，可避免精确定义的困难。

民法总则起草过程中，学者为法人定义应采广义说与狭义说争论不休，例如有认为法人与非法人之区别标准在于：前者具有权利能力与责任能力，而后者则仅有权利能力。此种区分显露人工凿斧痕迹，意义不大。以合伙与合伙企业为例，他国立法多规定合伙为有名合同，但中国大陆民法并未明文规定。如今合伙企业已有特别立法，草案自应纳入民事主体，如归类为法人固无不可，但如将其归类为新设非法人组织，亦无不可。总的而言，同时承认法人与非法人，既符合中国大陆国情又可避免疏漏，是务实作法。

回归基本面，与其争辩法人概念的形式，不如正视法人规定的实质——体现结社自由与私法自治的真谛。比较上述法人拟制说与实在说，反映出政府管制社会组织的不同政策理念。拟制说的立场：除非经过政府许可，社会组织本不存在，这接轨的是“由上而下”的理念；反之，实在说则主张：社会组织原已存在，法律只是玉成其事而已，这表彰的是“由下而上”的价值。追根究底，法人论的最大贡献在于确立国家管制的基础，并将权利概念运用于法人主体。因此重要的是：未来拟订法人承认与登记规则时，允宜超越法人概念的桎梏，于“管制”与“自由”间求取平衡，以缔造公民社会。

传统社团财团分类的优缺点

传统法制将法人分类为社团法人与财团法人。社团法人是“人”的组织体，允许社员成立各种类型的自益性组织，例如笼络感情的同乡会，追求利益的生产或消费合作社，及营利分润的股份有限公司等。这些组织型态各异，但是均允许社员追求共同目的，包括文化、社会，经济目的。至于财团法人则是“财产”的组织体，成立目的系为公益（如基金会），为防止挂羊头卖狗肉，法律的干预较诸社团法人为强。

社团财团的分类是否精准？此分类有两大缺点。第一是“人”与“财产”的区分标准有欠严谨。其实所有法人均具“人”、“财产”与“治理机制”三项共通组织特征，社团财团亦然，充其量只能说社团管制尊重社员意思，概念上强调“人”，反之财团管制防止角色冲突，概念上乃突显“财产”。追根究底，两者不同主要在于管制方式，而非僵化的法学概念。事实上社团财团不存在“甲或非甲”的互斥关系，无法截然划分，逻辑上自不可能周延。

第二项缺点就是挂一漏万。以社团为例，依定义本为人的结合（如股份公司），然而现今各国公司法已承认一人公司，显示经济需求颠覆了法律概念。此外民事信托或公益信托等组织，究竟应归类为社团或财团？亦不清楚。有鉴于此，晚近立法例（如荷兰民法），改依组织性质个别规定民事主体，缓和略嫌僵化的社团财团二分法。

总之，社团财团依公益与私益目的分类，格局宽广，尤其社团从社员权切入，以人为本，符合私法自治与市民社会的精神，为其优点。但它也有缺点，就是逻辑不尽周延且适用时挂一漏万，不过当法律承认非法人组织时，可适当弥补其缺点。

以营利性对法人分类的优点

鉴于传统法人分类的缺失，民法总则草案另辟蹊径，改采营利与非营利法人分类。此举有两项优点，第一，显而易见的，采取“甲或非甲”的分类，逻辑形式严谨。第二，以“营利”作为法人分类标准，强调重商的立法政策，反映中国大陆当前发展经济的主轴。

但放眼全世界，营利挂帅的基本分类并不多见。支持论者援引美国常用的营利与非营利组织分类作为佐证，有待商榷；不容否认，此分类在美国商业法制上扮演重要角色（特别认定课税义务时），但并非区分所有法律主体的基本分类。尽管美国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尊重公民从商以外的结社自由，包括成立文化、社会组织的自由，因此以营利与否作为法人基本分类的依据，是草案的独创作法。

以营利性对法人分类的三项缺点

营利非营利的分类虽独创但却不高明，如仔细推敲有三项缺点：

第一，价值理念的失衡。如前所论，法人分类是中国大陆民商法制的顶层设计，不但攸关经济发展，而且涉及人民结社权利，理应呈现兼容并蓄的宏大格局。草案分类却采营利性的单一标准，忽略文化社会等面向，不无顾此失彼之憾。反之，传统社团重视以人为本的社员权，涵盖面广，落实论语“子罕言利”的名训。

支持二元分类者援用中国大陆国情特殊论，指出之前民法通则未采纳财团社团的分类，之后实践上已形成一些定位不清的组织，如民办非企业单位、社会团体法人等，且实践上政府单位已配合登记。此外最近通过的慈善法，列举基金会、社会团体与社会服务等组织形式，同时包括传统法人分类的社团法人与财团法人，已颠覆传统分类。然而就法人分类而言，民法总则与慈善法是基本法与特别法的关系，岂能舍本逐末、将错就错？

第二，营利认定的困难。传统营利法人的代表是公司，设立目的是追求股东利益。但近年来市场上出现各种新兴组织，使得营利与非营利组织的界线愈趋模糊，例如，社会企业透过经营事业达成社会公益的目标，并将商业营运利益再投资于特定社会目标或小区中，而不是（如传统公司）为股东利益而存在。

如仔细推敲，营利组织和非营利组织好似一条光谱的两端，一端是传统非营利法人（如基金会），另一端是传统营利法人（如公司），居于两者间除了各种社会企业外，还包括以经营商业为手段而追求公益的“商业非营利（commercial non-profits）组织”等，以及名为营利法人但却恪遵社会责任的企业，不一而足，都显示了营利非营利的传统二元分类，已力有未逮。

第三，管制分类的混淆。依法律分类的基本原则，不同层级的分类中，子母分类应具隶属性，子分类彼此间宜为同构型。若以法人系为公益或私益目的进行分类，同学会、同乡会等虽不是如公司般以营利为目的，但均系为社员利益设立的私益性法人，与传统公益目的财团法人性质迥异。然而依草案分类，凡不构成营利法人者均为非营利法人，因此解释上“非营利法人”包括具有公益性而应严加管制的传统“财团法人”（如基金会），也包括虽非传统营利公司但性质却相去不远的“其他私益法人”。按理说，两种非营利法人的设立目的与管制理念并不相同，鸡兔同笼，分类未必恰当。

小结：法的生命在逻辑更在价值

综上所论，法律的生命不仅在逻辑，更在于价值。民法总则的法人规定，一方面在内容上应展现兼容并蓄的宏大格局，另一方面概念与分类上，允宜符合严谨的法律逻辑和崇高的价值理念。

由于社会组织五花八门、错综复杂，欲依法人概念制订统一基本规则，有其本质上困难，难怪有学者以制订民法总则的“拦路虎”称之。草案除传统法人外，新增非法人组织，符合中国大陆国情又可避免疏漏，是务实作法。重要的是，我们宜体认法人概念的实质，于拟订法人管制与登记规则时，依据各种组织的内涵与特征，于管制与自由间求取平衡，实现私法自治的精神。

草案将法人区分为营利法人与非营利法人，乍看之符合形式逻辑，但从实质面来看却存在“价值理念的失衡”、“营利认定的困难”、“管制分类的混淆”等三项缺点，可谓独创而不高明。至于解决之道？鉴于法人概念的复杂性，迄今尚无完美的立法例可资援用，因此仅能选择相对而言较佳方案。就此而言，依循传统德国社团财团法人的分类，或仿效荷兰民法缓和社团财团二元分类，均是可考虑的方案。

最后，企盼最终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之法人规定能够兼顾法律的形式与实质，且法人分类不致因追求逻辑的形式周延而牺牲法律的理念价值！

作者：王文宇 台湾大学法律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