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之目的在于从《民法总则》第143条入手来评价我国民法上的法律行为规范体系。“行为人具有相应的行为能力”在我国法上作为控制法律行为生效的要件之外，“意思能力”是否应该从“行为能力”中分出作为控制意思表示效力的要件从而使法律行为无效？例如，7岁的未成年人如果能够被证明有判断能力，不仅为侵权法上的“责任能力”留出接口，还可以为善意第三人保护、缔约过失责任留出适用空间；“意思表示真实”作为法律行为的控制要件，与整体的法律行为规范相矛盾。从其他规范来看，《民法总则》中的“意思表示”与法律行为的关系在内涵与外延、解释规则、合同解释等方面都存在问题；《民法总则》第43条中使用了“公序良俗”概念，但其与我国民法体系中使用的“社会公共利益”、“公共利益”概念的关系混乱，例如第143条使用“公序良俗”，第185条又使用“社会公共利益”，第117条又有“公共利益”。立法上应该用“公序良俗和公共利益”替代“社会公共利益”的概念。在征收制度中，只能用“公共利益”标准，但在限制行为自由方面，如法律行为无效，采用“公序良俗”和“公共利益”标准更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