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民法典编纂促进了民事立法的体系化，但同时也因外在体系封闭性而导致后续私法发展受限。我国民法典作为一部面向当下的21世纪民法典，置身于更加复杂的且急剧变化的社会经济语境，以民商合一为体例，采取了不同于传统民法典的特殊开放体系，较好地克服了形式化封闭体系的弊端，为后续民商法发展预留较大空间。申言之，我国民法典在体系设计上，在采用概念形式化体系的同时，不仅采取了宣示目的、明确原则、介入功能化、予以动态设计等做法，还创造运用了设定大量立法授权规定的立法技术，进而演化为一种极具弹性的特殊开放体系。这种特殊开放体系设计，对后续民商法发展问题在立法和适用两个方面产生了积极效应。一方面，不仅使得民法典自身修改和其他民商事法律制定更加容易，而且还因大量立法授权规定带来了后续立法的极大便利，因而通过立法路径发展民商法的空间巨大。另一方面，导致在适用中出现方法论的转型，解释机制更加灵活，并由文本论转向价值融贯解释论、功能解释论和动态解释论，法律补充比以前更加易于适用，由谨慎而转为积极，再加上我国最高人民法院享有极其独特的司法解释权，这些也使得民法典适用本身兼具前所未有的创制发展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