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思形成说”对我国决议行为理论研究具有启蒙意义，是其促使理论界开始重视“团体意思是如何产生的？”这一“制度发生学”命题，亦是其为决议外部效力的“善恶二分制”提供了特定学理支撑。然而，“意思形成说”对决议行为的定性，颇有“白马非马”之嫌。其审视决议行为的外部第三人视角，会消解决议行为对团体内部治理的规范意义；其对民主、正当程序原则的过分推崇，混淆了私法决议与公法决议的本质差异；既有决议效力规则主要沿袭法律行为效力评价理论，“意思形成说”难以在法律行为效力评价理论之外再造一套效力评价规则。秉承决议行为与法律行为的私法自治工具共性，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34条作为实定法依据，挖掘决议行为与法律行为理论的共通之处。以此为基础，进一步澄清意思表示与法律行为的关系、修正意思表示瑕疵规则，提取出法律行为之“程式”等新的公因式，使法律行为理论“老树开新花”；以法律行为理论为依托，将私法自治理念灌注到决议规则之中，使团体自治在价值位阶上优先于民主与正当程序，以法律行为规则为一般法规范填补决议规则之漏洞，使其日臻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