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近年来，未成年人保护的严峻形势直接暴露了我国未成年人监护制度的缺漏。宏观上，监护制度缺漏诸多，国家干预贫弱，呈现的是放任主义；微观上，针对性立法零散混乱，回避伦理亲情。宏观干预不足，微观矫枉过正的原因在于监护价值理念混乱模糊。随着未成年人利益本位的确立，家庭自治监护模式的式微，强化公权力干预获得正当性。但同时不能忽视监护关系的先在性和家庭监护的天然优势，对家庭监护的伦理性给予充分尊重，在干预过程中应当注重家庭监护的法律化和强制化，在引入未成年人最大利益原则的同时对最大利益作柔性考量。建立以家庭监护为主要模式，以国家监护为个别辅助模式的监护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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