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公司法强制规制公司董事会人数的上下限，是我国公司法的一项特色规范安排。关于此规范的司法适用，一方面在法解释论上，宜将其解释为自治性强制规范，违法的后果仅限于引发进一步的公司自治行为，不当然带来包括司法强制、行政强制在内的国家强制，由此可以更具适应性的安排法律救济措施，消解国家强制介入，守护公司自治的宝贵空间；另一方面，强制规制董事会规模的规范模式是一项无效率的制度安排，不仅增加公司的守法成本，还可能增加执法成本，引发策略性滥诉与选择性执法等诸问题，理想的规范模式是：区分公司类型而确立宽严不一的规制模式，同时将法律规制的重点转移到确立董事会人数的程序规则，确保当选董事人数的合法性，消除法律的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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