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人工智能法规制的重点已从替代问题转向风险问题。以欧盟《人工智能法》为代表的立法将风险分为产品风险与基本权利风险，将风险级别分为禁止性风险、高风险、有限风险和最小风险，并对生成式人工智能与大模型作出特殊规定。此种分类在具有合理性的同时也引发了内在紧张关系，此种分级存在不科学与僵化的困境，对生成式人工智能与大模型的规制也不尽合理。欧盟《人工智能法》的困境根源在于追求对人工智能风险的统一化规制。我国人工智能立法不应简单效仿欧盟，应坚持对人工智能风险的场景化规制，将人工智能应用者或其构成产品作为风险规制的对象。对人工智能系统及其提供者，应注重国家安全、重大公共安全规制与其他领域的自我规制。人工智能风险规制应区分市场主体与公权力机构主体，注重用侵权法对市场化的人工智能风险进行事后规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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