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关于“‘知假买假’者能否主张惩罚性赔偿”，大部分既有研究属于形式主义争论，在说服力、精确度、合理性三方面存在不足，故应转向功能主义，重构评价标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5条第1款的制度功能为威慑与制裁。由法经济学理论与实证结果可发现，知假买假者是上述两项功能的主要执行者。然而，他们的主张不应在所有场合都获得支持。基于威慑功能，应以知假买假能否帮助提升“被追责率”为判断标准，考察欺诈行为的隐秘程度与消费者相对于维权收益的维权成本；基于制裁功能，应以知假买假打击的欺诈行为是否具有较大负外部性为评价标准，考察欺诈行为造成不特定多数消费者人身损害的可能性及程度，以及对市场竞争秩序的破坏程度。将上述标准应用于实践，可将作为知假买假对象的欺诈行为区分为“强威慑强制裁”“强威慑弱制裁”“弱威慑弱制裁”三种类型，并予以区别对待，从而得出更妥当的处理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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