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著作权法在理念、总体结构、主要内容上是著作权体系的立法模式，但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又杂糅了版权体系的规则。因此，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条文之间的逻辑矛盾，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法条解读之矛盾

很明显，著作权人与作者不是一个概念，著作权人既可以是作者，也可以是非作者。但是上述法条容易让人产生疑惑：署名权究竟是作者的权利，还是著作权人的权利？非作者的著作权人是否享有署名权？

（二）学者观点之争论

由于法条在表述上的问题，学者关于作者、著作权人、署名权、精神权利的论述也存在诸多争议，主要形成了关于署名权主体的不同观点如下：

从文义解释而言，上述学说存在诸多问题。第一，法理与规则相冲突。同一论著中有关署名权的观点自相矛盾。第二，不符合现行法中的署名权定义。我国《著作权法》明确规定，署名权是“表明作者身份”的权利，而不是表明著作权人的身份。第三，混淆了作者与著作权人。依据我国《著作权法》第9、11条，作者与著作权人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只有在法律没有特别规定时，作者享有著作权，成为著作权人。此时，两种身份集于一体。

（三）司法实践之差异

立法上逻辑矛盾的规则表述缺陷、学界中理论体系失调地解读，导致司法实践在处理纠纷时，也存在不同的审理思路。一种审理思路为：争议对象是否为作品，原告是否参与了创作。遵循作品——创作——作者——署名权的论证思路。另一种则表现为：先确定争议对象是否是作品，之后确定著作权人，最后解决署名权保护问题。即作品——著作权人——署名权。在说理论证部分，法官将著作权人与作者两个法律术语交叉使用。

权利构造取决于权利保护对象的本质属性，署名权是基于作品而产生的权利。

（一）抛弃作品“人格观”

作品“人格观”认为作品是作者思想、情感的外在形式，著作权法应保护作者的人格利益。该观点存在逻辑缺陷，把思想与情感、思想与情感的外在表现形式（作品）、人格要素三者等同化，并将人格利益概念进行泛化解释。

衍生物与本体不能混为一谈，表达自由是人格利益的组成部分，但表达自由的产物——作品，不属于人格要素。作品一旦创作完成，就外在于人体本身，不再属于人之为人理应具有的基本条件。因此，只要作品创作完成后，基于作品而产生的利益，都应归属于著作权法规范效力之内，不能再回到人格权法领域。著作权法不保护人格利益，保护的是作品中体现的与作品相关的作者的精神利益。

（二）树立作品“智力成果观”

否定了作品“人格观”后，不应再以作品“反映人格”为基点分析问题，可以用“智力成果观”替代“人格观”，概括作品的本质。

作品是智力成果具有规范价值。首先，智力创作是区分所有权与著作权保护对象的标准。其次，智力创作是区分著作权与邻接权保护对象的标准。最后，智力创作是区分作品与非作品的标准。

同时，作品是智力成果，已经在学界、立法和司法层面达成了共识。

在客观第一性上，作品是智力成果，是作者独特智慧的表达。基于对作品的这一事实判断结论，需要正视作品之上既有精神利益，也有财产利益这一事实。借鉴专利法的权利分置模式，在作品之上设立两种权利——作者权和著作权。作者权由创作作品的自然人，作为创作者独享，著作权由创作者与非作者的投资者按照一定规则分享。作者权设立的目的在于确认客观事实：作品出自谁，“表达”谁的所思所想。著作权设立的目的在于分配作品在市场运作中的经济利益。因此，作者权是一种确认机制，著作权是一种利益分配机制。

在上述重构的作品权利体系模式下，作者权与著作权均设置署名权。作者权中的署名权是表明创作者的身份，著作权中的署名权是表明著作权人的身份。以此来解决我国现行著作权法中仅有表明作者身份的署名权，没有表明著作权人身份署名权所带来的困境，不失为一种可行之策。